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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边打边谈（第2页）

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

与此种看法相适应，中共部署华北的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出击同蒲路，冀鲁豫区出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出击大同、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

此后，中共华北部队率先进入东北，并不断传回有关信息。

9月14日，首先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负责人曾克林和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一同飞抵延安，使中共最高领导层得以了解东北的实地情况。

苏军代表在转告马林诺夫斯基的口信时，并没有提及将东北根据中苏条约交给国民党，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中局领导均有着重向东北发展的建议。

向北发展已成为中共上下之共识。

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代主席，留守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9月中旬，刘少奇连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发展，认为须立即确定中共的战略方针。

15日，刘少奇向在重庆的毛泽东等通报东北现状，认为这是中共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

。

17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

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

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

“19日，毛泽东等回电“完全同意”

。

同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

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

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

我们要当做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

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

会后，中共中央即向各地发出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

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

至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成为中共战后总的战略方针，并成为对中共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

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

中共在国统区应“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

，“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解放区“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

，“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

还在重庆谈判的进行过程中，国共即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发生了战后首次武装冲突。

上党地区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8月11日，日本刚有投降的表示不久，阎锡山即电令其部下史泽波抢占上党，对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构成较大威胁。

自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共晋冀鲁豫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围攻上党，战至10月5日，阎部增援之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战死；12日，困守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于突围后被俘。

阎锡山损失兵力10个师，几近其总兵力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