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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边打边谈（第3页）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从此连为一体，位据华北核心位置，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南对陇海路，北对正太路，均可构成有力威胁，有利于中共在华北地位的稳固与发展。

国共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于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沿线。

中共为了确保“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战略方针的实施，必须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因此要求各地“用纠缠扭打的战法”

，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的国民党军队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

10月中旬，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第40、30军和新8军，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占据石家庄的第34集团军李文部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分割中共华北根据地，控制华北，继而北进东北。

中共认为此役关系华北全局，要求晋冀鲁豫区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将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国民党军。

刘、邓遂集中3个纵队的主力，在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预设阵地，伏击国民党军。

北进之国民党3个军临时组合为兵团，在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的情况下冒进，25日到达邯郸南之马头镇时，被中共部队包围。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已有秘密联系，于30日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部苦战多日而不支，只能冒险突围，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被俘。

此役中共“获得完满胜利”

，而国民党“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

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

平绥路的冲突主要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和中共晋察冀部队之间展开。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对借此时机自其根据地绥远向华北扩张势力较为积极，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

。

在傅作义的命令下，傅部迅速出动，沿平绥路两侧向东推进，进展甚快。

9月初，傅部已占据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进至距中共刚刚夺得之察哈尔省府、晋察冀区之中心城市张家口不过百里之遥，如此势必影响中共在华北北部的战略布局，进而分割华北与东北中共之联系。

因此，中共认为平绥路作战“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

，要求晋察冀聂荣臻和晋绥贺龙两部通力合作，解决平绥路之傅作义部。

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遂集中了5万多人的部队，10月中旬起向平绥路出击，先后占集宁、卓资山等地，迫使傅部放弃平绥路沿线各点，向归绥收缩。

由于傅部多系主动撤退，实力并未受太大损失，而中共对傅部力量估计较低，对己方实力则估计过高，遂要求前线部队歼灭傅部主力，夺占归绥、包头、五原、大同诸点。

但这些城市多系深沟高垒，中共部队长途奔袭，且攻击力有限，多次攻击未果，形成僵局，不得不于12月上旬结束平绥战役，未达成原定战役目标。

津浦路为联络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京沪地区和华北平津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沿途又经过中共华中、华北根据地，为国共双方所必争之路。

中共确定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后，原以苏北为中心根据地的新四军北移山东，由陈毅任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另以江南北撤部队组建华中野战军，由粟裕任司令员，中心任务是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

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以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为中心，旁及陇海路徐州至海州段和胶济路。

中共部队先后攻占津浦路之邹县、滕县、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兖州、泰安等地，并封锁了三条铁路的交通，致使国民党军不仅无法经此北上，而且在山东一度只能保有济南、青岛等孤立据点，并有“鲁省恐将不保”

之担忧。

国共两党一方面在战场上力争己方之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两者互为影响，互相补充。

战场相争是为加强谈判桌上之地位，而谈判之讨价还价，除须战场之支持外，亦必须争取社会舆论及人心，此为战场所不能替代。

“双十协定”

签订后，国共双方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就各项未决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

双方首先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有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及相关问题，还就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与各方达成妥协。

以“党治”

立国、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本拒绝政协这样有各党参加的协商机构，而企图以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其统治确立合法性基础。

但战后形势造成国内民主呼声高涨，加上美国的压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以召开政协为缓冲，以暂时缓和国内矛盾，同时以政协促成国民大会及早召开，仍以国民党为主导实行制宪。

11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最高小组举行会议，检讨局势，认为应“一面与中共继续商谈，一面就政治及宣传方面作若干措施，以击破中共假借民主企图割据之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