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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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边打边谈（第4页）

。

他们提出发动宣传攻势，催促中共速派代表召开政协，以此争取社会舆论，得到蒋介石之首肯。

中共深知国民党促开政协会议的用意，为了不使国民党以此获取政治利益，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中共现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

周恩来随即在谈判中提出将未决之军事和解放区地位问题商得眉目后再开政协会议，实际是以此作为召开政协会议的先决条件。

但国共在这些实质问题上的分歧远非如召开政协会议那样的程序问题容易解决。

中共提出，在军事上国共军队各守原防，政治上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并特别要求国民党停止向华北进兵；国民党则提出迅速恢复交通，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等问题，不同意承认解放区政权。

双方连续举行多次会谈，提出各自的方案。

中共着重于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以利自己在东北和华北的战略部署；国民党则提出其军队通过中共控制地区时，不应受到阻碍，目的是迅速运兵至各战略要地，控制全国局势，遏制中共的发展。

中共在谈判中警告国民党：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军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还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北平、天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

国民党则强调中共部队应撤至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双方立场始终没能有所接近，谈判因此而停顿。

为了迫使中共让步，国民党利用社会各界对于复员、建设之期待，对中共发动宣传战，指责中共破坏交通与复员，声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的断绝”

。

而中共亦发起宣传反击。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

，应“采取强硬态度”

，“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

。

随后，中共在谈判中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

命令。

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

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

为此，在国共于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情况下，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几乎处于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之中，战后的国内政局一时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共武装冲突激烈，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使得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之艰辛、亟待休养生息的各界民众颇为担忧。

社会各界一致反对内战，要求以政治与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在谈话中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

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

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

民主同盟是战后活跃一时的中间势力的主要代表，他们的言论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内战之忧虑与反对。

中共则成功地动员了社会舆论，将反战矛头指向国民党。

12月1日，国民党人员在破坏昆明西南联大的反战活动时与学生发生冲突，致四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锋芒直指国民党，因为“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

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

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

这就使在指责中共“破坏交通”

、“阻碍复员”

时有所得的国民党此时又有所失而处于被动地位。

战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是不可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