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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边打边谈（第5页）

美国一向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使双方关系有所强化；苏联则在维持与国民党政府官方往来的同时，与中共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但是美苏两强于雅尔塔会议事实上达成了划分势力范围的妥协而形成了界定双方关系的雅尔塔体系；在中国，雅尔塔体系暂时着重于维持现状，而且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强也不愿意战后中国马上发生内战，从而使他们面临因支持各自的盟友而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

他们希望在雅尔塔体系之下，以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为前提，容纳各党派的政治参与，保持中国的稳定发展，并维持远东国际关系的平衡。

而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出现了偏离这一方向的严重可能，从而引起了美苏两国的公开反应。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进行军事干涉。

杜鲁门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应扩大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

当中国走向和平与团结后，美国准备用各种合理的办法协助国民政府复兴中国，并提供各种贷款。

12月26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发表公报，重申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并表示三国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

对战后中国的内部局势，美国更为关注。

这不仅因为美国在中国有着较英苏两国更为广泛的切身利益，而且因为美国为稳定远东局势，并着眼于与苏联的长远争夺，在战后需要将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战略伙伴，而国民党政府的现实处境，距离美国的考虑相差甚远。

为此，美国不能不更多地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既支持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保持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同时又尽力避免中国内战而引发美苏两国的对抗。

战后，美国通过承认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合法性，为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大规模运兵，并提供军事援助，使国民党获得了不少实际利益。

为了进一步达成美国的战略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冲突。

12月17日，马歇尔来华。

由于美国此时的政策着重于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化改革，因此为国民党所不满，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所欢迎。

但由于美国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力，国共两党对马歇尔的使命都有所期待，都期待其立场于己有利。

蒋介石告诫马歇尔：“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乃由中共拥兵割据，仰承苏联鼻息，其同意和谈乃在争取时间，政府必须迅速收复华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

周恩来则对马歇尔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而且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相一致的。

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同意的。”

由于国内外强烈的反战呼吁，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使战后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要变化；而国共双方在战场的较量互有得失，使双方也都有缓和的需要，以重整部署，准备未来的角力。

国民党内主张对共缓和的人士，对于国共紧张局势本有不同意见。

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上书中认为：“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

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

“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

王世杰和张群也认为：“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借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

他们的意见自不能不为蒋介石所考虑。

马歇尔来华恰为国共双方的缓和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停战的条件趋于成熟。

经过国民党高层的讨论，蒋介石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

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

而中共的目的亦为促和，因为“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

；“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

。

国共谈判由此再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