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 政治协商进程之顿挫（第1页）

第四节　政治协商进程之顿挫

banner"

>

政协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为中国的发展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

一度激烈的国共内战在关内基本上停止了，国共两党的宣传战也暂告平息，和平是长期经受战乱的普通百姓最期盼的；组党合法了，国共两党之外的各个中间党派和小党派应时而起，应运而生，并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设计，一时间政坛颇为热闹；言论和其他方面的自由程度也放宽了，国民党对传媒的控制有所放松，报刊上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言论，其中不乏对国民党的批评；经济、社会状况虽然仍旧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依旧，但复员正在按计划进行，国民政府正在筹备从重庆还都南京，社会生活正趋恢复正常。

对于长期战乱与分裂的民国而言，和平与统一有如黄金一般珍贵，正是政协为中国提供了这样最可珍惜的宝贵机遇，为中国带来了和平的新气象。

但是，正如经历了从晚清帝制、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党治历史变迁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所说，建设中国好比造房子，政协决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真正要把房屋造好，还须依靠今后努力。

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多数还是纸面文章，要将其真正贯彻执行并非易事，其中尤需中国两大党——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与互谅互让，而这对于历经多年战争与对立、严重缺乏互信的国共两党而言，显然不能一蹴而就。

对于执政的国民党而言，政协之冲击远远超出了外界的预期。

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议，这些决议之付诸实施，意味着国民党将由无竞争的一党垄断执政权退而为通过民主竞争取得执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相当部分的党员失去执政时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有国民党在民主竞争中败阵，从而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

国民党既然是执政党，理应对实行政协决议负有更大的责任，也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国民党上下已经习惯了多年来一党垄断政权的运作方式和既得利益，对于民主化带来的挑战显然缺乏应有之心理承受力与技术准备。

在政协通过的5项决议中，最为国民党所不满的是关于宪法草案和改组政府的决议，前者否定了国民党所钟意的总统制“五五宪草”

，而改行随时可以倒阁的责任内阁制，并否定了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的法理依据；后者则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开放政权，容纳反对党，使长期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政权成为联合政府。

国民党内多数人对这两个决议，尤其是宪草决议，一直表示强烈的反对。

当社会各界和舆论为政协而欢欣鼓舞之时，国民党内却弥漫着对政协的消极暗淡情绪及反对声浪，正汇集成一股潮流，以政协决议为目标，产生强烈的反弹。

还在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反对派即曾运动人员在重庆沧白堂扰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的报告会。

政协闭幕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又派人在2月10日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扰乱会场，以表示对政协的不满。

国民党内部以CC系党务官僚、黄埔系军人、握有实权的党政地方大员和一向反共的前西山会议派人物等为主的对共强硬派和政协反对派，对政协反对甚力，尤其是对宪法草案极为不满，认为有违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精神，担心中共因此而夺取政权。

胡宗南致电蒋介石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揭幕，适予匪军以喘息调整机会，尤予共党公开对立或内外舆论之保障。

此乃本党莫大之损失。

言念及此，不胜悲愤。

务请乾纲独断，贯彻决策，调整部署，实施申讨。

"CC系领袖陈果夫对蒋介石说：“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

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

……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

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

说到底，国民党当权派对实行民主化后有可能失去其独占权力十分担忧，对通过和平竞选方式与中共竞争也心存疑虑，因为国民党组织系统及其效率之低下涣散，显然无法与中共高度严密的组织效能相比。

阎锡山认为：“协商愈久，祸患愈大，调处结果是助共选举，毛得政权，华南三之一，华北十之九有选举把握。”

国民党中央则认为：今后中共一面将以合法活动，作议会之竞争，一面以秘密活动，作群众之暴动。

此种情势将来必扩大至各都市农村，中共之政治溶解力远较本党为大，乃不可讳言之事。

与反对政协的意见相比，国民党内支持政协的意见主要来自高层的对共温和派，如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他们多在蒋介石左右效力，为蒋多年的亲信，通过与蒋的个人沟通，主导了国民党在政协开会期间的让步政策，但他们的人数有限，其主张在国民党内没有得到多数认可。

政协结束后，他们仍然在为政协辩护，主张国民党应积极为通过民选保持政权而努力。

蒋介石的谋士之一陶希圣专门向蒋呈递了《对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后政局转变本党之政策》条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为政局转变之开端。

本党之政策固以开放政治而统一军权为基点，然即令军权不能如愿统一，甚至再决裂而用兵，政治之开放亦为定局。

盖必如此，始可在国际获得谅解，在国内致共党于孤立也。”

为了应对政治开放后的局面，他向蒋献言：“基本方向为转化由上而下之统治，为由下而上之竞争。

党必施用压力及助力，使党员向实业、文化、地方自治、国防建设数者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