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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治协商进程之顿挫（第2页）

尤期其各守社会的立足点，从事选举运动，以争取各级民意机关之地位。”

由于国民党的决策体制是总裁决断，因此党内意见分歧之两派都在寻求蒋介石的支持，蒋的态度将决定国民党未来政策的走向。

蒋介石对政协实际上并无多少好感，因为政协推动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对国民党独占权力不利，而且势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个人长期以来说一不二的权力和地位，所以他才会称政协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

但是他又不能不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并解释其原因是：（1）军队疲劳与空虚；（2）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3）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4）美国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反响。

因此，政协于蒋不过是“委曲求全”

的权宜之计。

正因为蒋介石视政协等等为“一种政策”

，所以他对政协通过的各项决议并不重视，也没有打算照单实行，但政协决议客观上对他和国民党又形成了较大压力，使他不能不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压力。

蒋介石在战后交替运用温和派与强硬派为其政策服务。

温和派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的表现，为蒋争得了若干民意与声望，但蒋也不能忽视国民党的实际利益，尤其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国民党强硬派对政协的反对意见，为蒋介石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政协闭幕后，蒋介石迅即从支持政协转而反对政协。

此时，轮到蒋介石运用强硬派登场，实现其不便公之于众的企图了。

政协闭幕后，国民党内反对政协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并以宪草决议为攻击重点，从法理角度攻击政协宪草与“五权宪法之精神大相径庭，而且十之七八皆根本欠妥”

，尤其是“对于中央政制之拟议，几无一是处”

；声称“如果曲解了五权宪法的原则而制定的宪法，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宪法”

。

他们坚持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的存在；五院行使治权，不容与政权相混；省长可以民选，但不主张省宪。

此举实际即反对政协宪草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原则，而主张中央集权、大权独揽的总统制，以利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集权。

同时，国民党舆论声称，政协只能代表党派意见，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意见；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民”

，不能“还政于党”

；政协决议没有法理效力，不过供政府采择，应该由国民大会决定，等等。

为了对政协及全般情势作出评估，并决定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

全会召开前，2月10日，蒋介石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对政协宪草决议提出了系统的反对意见，认为其“不合党纲，不适国情”

，“不足以服党内同志之心，亦不能保证国民大会代表之不反对”

，因此“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

。

蒋此次谈话之深意，当然为在座者所领会，政协宪草协议由此成为国民党修正甚或推翻政协各项决议的突破口。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虽然全会的主题报告多达17个，但有关政协和国共关系的报告与讨论成为会议的重点，并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

在孙科所作关于政协的报告中，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是的一贯政策”

，并对政协各项决议进行了解释；强调“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

。

在随后的讨论中，强硬派对政协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政协宪草案则成为强硬派反对之中心。

在全会上发言反对政协决议的以老资格反共派——西山会议派的戴季陶、张继、居正以及CC系委员为主，他们认为：政协就是容共，结果是政权中心发生动摇，事关国民党之存亡，应请重新考虑，把政协协议根本推翻；政协的召开，完全是由于我们不能有效地解决共产党问题，时至今日，应该解决共产党问题了。

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国民党内对政协和对共政策的极端反对派，主张不承认政协决议，即使为此与中共决裂亦在所不惜。

他们在发言中充满了国民党长期垄断政权而形成的自大与傲慢，言辞激烈地声称：在抗战胜利的今天，我们反变成革命的对象，你们说，我们服气不服气？虽然政府不免有缺点，由纯洁的同志出来批评还可以，绝不应由强盗、军阀、走狗、官僚来批评。

会上的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承认政协决议的现实，但须有一定条件，对宪草决议则绝不承认。

他们认为：政协的召集是总裁的苦心孤诣，我们应尊重和谅解，但政协事实不但变更了政府的根本性质，而且动摇了党的法统，宪草案修改了总理遗教，是国民党的羞耻，结果是助长了异党气焰，减低了同志斗志，增加了党内离心力，鼓励了政客投机取巧，侥幸分子造反作乱，使国民党面临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