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 政治协商进程之顿挫（第4页）

，“凭幻想和主观来决定行动，以致破坏整个的政策和终极的目的”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的原则，违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党纲的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接受，我个人将来到国民大会里面，也一定要负责力争，总要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党纲来加以修正”

。

对于会上表现的强烈反共情绪，蒋介石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和措施，必须忍耐，决不可只顾一人一党的权利和地位，漠视全国人民的需要，故步自封”

；同时又声称，“本党的力量比之二十年前，已大过好几十倍，尤其是军事力量，实足以敉平国内任何的叛乱”

，“万一我们本着这种和平忍让为国的精神，还不能避免反动势力的叛变，我们自然可以采取有效的对策”

。

这种表示既照顾到社会观感，而重点又在安抚强硬派，并表示出蒋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蒋介石的打压与操控下，会上有关政协和对共政策的争论暂告终止。

3月16日，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表示“在协商进程中，凡属国家民族利益所在，本党均不惜以最大之容忍为多方之退让，委曲求全，俾底于成”

；对于政协决议，“自当竭诚信守，努力实践”

。

然而，对于政协决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

与“军队国家化”

，该案独责中共，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

；对于整军协议，“务须切实履行。

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

此种指责，显然只能恶化本已脆弱的国共互信。

更关键的是，决议明确提出：“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

这种实际推翻政协决议的主张，势必将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弹，从而危及政协决议实行的前途。

该决议案在文字上对政协决议并未多有涉及，却用了大段文字指责中共，并对宪草问题作了鲜明表态，而这样的决议还是在蒋介石亲自坐镇掌控下才得以通过，于此亦可见国民党内反对政协决议呼声之高。

但此决议既未对政协表示公开反对，维持了国民党的公众形象，敷衍了党内温和派；又对中共严加斥责，并在宪法问题上推翻了政协决议，满足了党内强硬派的要求，也为蒋介石所乐观其成。

二中全会还将对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具体化，要求：（1）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组织，用集中开会方式行使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

这就将国民党反对政协通过的宪法原则之意见公开化。

全会还在蒋介石的建议下，决定国府委员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中执会闭会期间，提请中常会选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后，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对于政治的最高指导机构。

这两项决定着眼于即将进行的政府改组，以保证国民党仍可控制政府的人事与决策。

3月17日，六届二中全会在通过宣言后闭幕。

此次全会反映出国民党对其未来地位的深重担忧及其对共政策的重要转变。

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增长，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已经成为国民党战后施政的中心内容，并决定着国民党未来的政策走向。

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和进行中，社会各界多对国民党抱有期望，望其“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

。

但是，社会各界对国民党能否实行政协决议也有不少担心，如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所言：“为中国前途着想，倒是先把政协所决定的先实行了，再开党的全会不迟。

万一有个党全会不赞成政协所决定，那怎么办呢？难道再从头打起来，推翻政治协商的效果吗？”

结果为罗隆基不幸而言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未能如社会各界所期待的那样，向扩大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继续迈进。

相反，其对政协决议实际的否定，引来其他党派与社会舆论的诸多批评与担忧，认为国民党仍企图维持一党专政，无助于民主化进程，表明国民党内“握有实权之强硬派人士，正猛烈抨击目前若干从政之进步派人士，责渠等执行之外交经财等政策均有错误，并对政协表示不满”

。

就连从旁观察的美国人也强调，“二中全会破坏协商会议改组政府之原则为极大错误，使政府担负破坏会议之责，而使马歇尔不能向全世界人士宣布主持反协议者属于共党，并使马歇尔以政会方式解除中共武装支援中国之计划失败。”

尤其是一直关注着国民党政策动向的中共，更对二中全会的结果表示不满，因政协而造成的国内政治和谐气氛因此而有了变化。

政协决议的实行，对于中共争取自身地位和政治参与是有利的，并且由于中共强有力的组织能力，还可创造以合法手段、通过选举掌握政权的可能性，因此中共对政协的评价较为积极，并准备力促其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