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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治协商进程之顿挫（第5页）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

为此，中共应学习合法斗争、上层斗争和大城市的斗争，反对“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

。

指示明确提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

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

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

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中共一向注重对形势的总体估计，并根据这种估计提出中共在一段时期内的总任务。

“和平民主新阶段”

就是中共对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中国形势的总体估计，和平、民主取代战争对抗，成为中共在政治协商会议后一个短时期内的总体政策基调。

也就在中共中央指示发出的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对中共高级干部作报告，对这个指示及“和平民主新阶段”

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他认为，这次是苏、美、英三国，国、共、民盟三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条件和环境比过去好，因此是有希望的；中共的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变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这是一个带基本性质的变化，而且牵扯得很广泛，牵扯到党的全部工作需要转变。

由于中共长期以武装斗争对抗国民党，而整军协议规定中共军队将被整编和缩编，在中共内部引起较多疑虑，刘少奇在报告中用了不少篇幅进行解释，认为实行军队统一整编是中共的必要让步，好处是换来了中共军队的合法化和国家的民主化，合乎中共以及人民的利益，而且丝毫没有改变中共军队的本质。

他认为，中共以后主要依靠搞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这方面中共比国民党要好一些，熟练些。

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对狭隘的“左”

的关门主义的重要性，批评中共内部许多人不相信内战可以停止、和平可以到来，因此不愿与国民党合作、不重视合法斗争的倾向是危险的，与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不适合的。

次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度强调应与国民党诚意合作，力求解决问题；认为政协成功很大，整个和平民主趋势是确定的，但民主过程必然很慢，还须寸土必争，针锋相对。

因毛泽东身体不适告休，刘少奇当时正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他的几次讲话、中共的若干指示和政策，以及中共重庆代表团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反映出中共对政协的基本态度。

周恩来特意告诉马歇尔：“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

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

应该说，当时中共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对实行政协决议的态度也是有诚意的、坚决的。

但是，中共对于保持自身政权和军队的独立性，避免其被完全纳入国民党仍然有相当的警惕，尤其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独立性的问题，认为中共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并强调中共与法国等西欧共产党不同，不能交枪，实行军队统一要看具体情况。

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交枪参政的情况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有长期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对国民党始终抱有警惕，不会轻易交枪参政，融入既有体制。

2月1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蒋介石，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告毛泽东将参加政府。

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毅，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苏北淮阴办公。

6日，中共中央将预备参加改组后之国民政府的中共委员名单电告周恩来，这一名单包括了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吴玉章、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等人，并提出以周恩来任行政院副院长，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任部长。

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

我们现在应谨慎地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

为此，“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

。

以中共在重庆的舆论喉舌《新华日报》为中心，中共宣传工具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协期间的表现予以肯定，对“在蒋主席领导下”

实行政协决议寄予期望，并强调各党派长期合作，民主协商解决中国问题。

2月下旬，整军协议的达成，使自政协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达到高峰。

这一时期，中共对形势的估计较为乐观，总体工作部署基本是围绕如何适应“和平民主新阶段”

的要求，如何将工作中心由武装斗争向和平竞争方向转变而进行的。

但是，政协之后政局的发展并不如中共最初预计的那么乐观，在和平的大环境下，不谐和的音调屡有出现。

国民党内反对政协的声音不仅没有停息，反日渐增高。

2月间，在上旬发生重庆较场口案，下旬又在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反苏游行，并有指责中共的口号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