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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此起彼伏的学潮（第5页）

；后来又说什么“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

。

陈雪屏的言论完全无视美军违法的基本事实和学生反美的正当情绪，当即引起学生与社会舆论的愤慨，反而使他们的反美情绪转向反政府方面，实为国民党当局不能妥为因应学潮的例证。

虽然反美学潮随着学生放寒假离校和美军士兵被处理而渐趋沉寂，但学生中涌动的反美反政府情绪实不容忽视。

《大公报》认为：“政府首先不要把学生的行动认为是异党煽动。

假使异党果真有此能力煽动这大群学生，那么这作为煽动借口的题目，其本身就必然是个问题了。”

离任前夕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曾告诫国民党官员，反美示威实际是间接反对国民政府的，而且是普遍的反国民党情绪的信号，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情绪将转到直接反政府一面。

不出几个月，马歇尔的告诫就为反政府学潮的全面兴起所证实。

根据1943年6月9日中美双方达成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美国军人在中国犯罪后，由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审判。

“沈崇案”

发生时，该条例尚未失效。

因此，沈案案犯皮尔逊于1947年1月17日由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并于22日被判犯强奸罪；3月3日被开除军籍，处以15年劳役。

但同年8月11日，美国海军部在皮尔逊被押送回国服刑后宣布，原判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皮尔逊宣告无罪并恢复职务，再次激起了中国民众对美国当局以强权凌驾于正义的非公正性的抗议。

与国民党对反美学潮处理的左右为难相比较，中共对反美学潮则是全面支持，并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其地下组织发起和领导学潮，成为战后中共领导学运的一次成功经验，并为中共进一步发动全国性反国民党的政治性学运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抗战胜利，各大学陆续复员开学后，中共就在北平各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地下组织，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中共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的政策，掌握了学运的领导权。

“沈崇案”

发生后，北平各大学的中共地下党认为，这是发动学运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具有完全合理、合法的动员基础，应当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学生运动，通过学运打击美蒋，并进一步组织动员学生，为下一步行动打下基础。

他们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在各大学进行广泛、深入和细致的动员工作，发动学生并将其情绪引向要求美军撤离中国、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内战的方向。

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地下组织，要求组织各地学生的反美示威、请愿及组织后援会等等，扩大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同时，“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

，“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外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

。

对中共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及制宪国大召开之后，中共亟须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公开的群众运动，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阵线，打破国民党政权合法与正统的外部形象，动摇其在城市的统治基础，而反美学潮之合理和正义及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呼应，则为中共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中共中央认为，此次学潮表明“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

，“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已经接近。

对于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必须充分估计”

。

中共中央指示：“我党在各地的领导同志，必须注意纠正对群众运动与民主**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方能有足够勇气与正确方针，领导这一运动的高涨。”

此后，中共加强了在各大中城市尤其是大中学校的地下组织和宣传工作，以推动学运的继续高涨。

正是在中共的直接领导和运作下，1947年5月，各大城市爆发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的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学潮。

1947年5月学潮的动因源于经济危机。

1947年2月，上海爆发黄金风潮，导致物价急剧上涨，随后国民党实行强力经济管制政策，物价稍有稳定。

但由于总体经济状况恶化，自4月下旬开始，物价再度急速上涨。

尤其是关系民生的重要物品——大米的价格上涨更为惊人，5月份上海的米价较4月翻了一番还多，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米店关门、无米可购的现象，并因米价狂涨而引发抢米风潮，使得全社会表现出不安与动**之势。

正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因物价腾昂，生活不定，人心浮动，几乎处处都在闹事，事事都有风波，一种阴霾恐慌的气象遍布各地。”

因物价高涨而引发的社会危机首先表现为学潮的再度风起云涌。

自抗战时期实行公费制度后，大学生的生活来源由政府经费提供，基本生活得以保证，在社会各阶层日受通货膨胀之苦、生活水平日渐下降之时，大学生却在某种程度上因生活较有保证、不必为生计操心而成为社会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

但是，由于战后经济形势日趋恶化，通货膨胀已进入恶性发展阶段，政府对大学生支出的定额公费远远追不上物价的急速上涨，从而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的生活，使得本来不担心温饱的大学生们也受到饥饿的威胁，连每天两干一稀的伙食标准都很难维持。

因为生活水平下降，大学生也开始感受到社会上一般人早就感受到的通货膨胀之影响，而且这种感受对他们的刺激较之对其他阶层更为敏感与强烈，使得原本应该是平静的校园里开始涌动着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同时，因为公费制度的存在，学生的生活水平同升同降，无论是哪个阶层出身的学生，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感受是大体相同的，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因而有了共同点，使得最大多数的学生可以为了同一诉求而走上街头；加之学生集中生活于校园中，一呼百应，较易产生群体效应与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