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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此起彼伏的学潮（第6页）

所有这些因素，均为1947年5月学潮准备了基础条件。

与反美学潮的突发性不同，1947年5月学潮的发生与扩大，与中共有计划的、强有力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是分不开的。

自内战爆发后，中共即加强了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为总的工作方针，并以有理、有利、有节作为一般行动策略。

反美学潮发生后，为了在组织上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共要求各地地下组织“依据实况在学生组织多的学校，加强其政治领导与联系，在学生组织少的学校，发展与巩固其组织，在没有学生组织的学校，设法建立适应当地当时环境的组织”

，为下一步斗争准备条件。

在反美学潮逐渐平息后，中共确定其今后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是：“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

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学潮因学生生活困难问题而起，正体现了中共以经济斗争发动学生，并以大多数民众都可以接受的“反饥饿、求生存”

口号为诉求，进而将学潮推向社会，提出“反内战”

的政治性口号，将其引向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目的是利用国民党各项政策的不得人心，发动民众运动，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动**，扰乱国民党的后方阵线，从而配合战场上的军事斗争。

在中共的强力宣传和组织运作下，身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大学里却无法动员学生支持政府，甚至在中央大学和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选举中，国民党党团“尽了最大努力”

，“集中力量竞争”

，仍然未能选出中意的人选。

国民党官员承认：“北方学生对我们的观感，已经像民国十三年时学生看北洋军阀一样。”

进入1947年5月，各大学校园便处于动**不安之中，学生们酝酿以请愿方式向政府提出改善生活的请求。

5月13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派代表集体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解决吃不饱肚子的问题。

虽然学生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当时全国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有数十万人，公费开支已经是政府财政支出中一笔不大不小的负担，如果按照学生的要求将副食费增加一倍，则每月又要多支出数百亿元。

对于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而言，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如果由此引起公教人员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连锁反应，则更使脆弱的政府财政无法承受。

但是，面对青年学子要求吃饱饭的合理要求，出面接待的各级国民党官员不是温语劝慰、解惑释疑、缓和学生的情绪，而是态度生硬，一派官腔，一味搪塞敷衍。

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对学生说：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儿女也吃不饱。

言外之意，学生吃不饱也是应该的。

这一番官僚言词使本来对政府还抱有一些希望的学生颇为失望，中央大学学生遂决定联合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向社会呼吁，解决温饱问题。

自5月15日起，南京各大学学生连续到政府有关部会门前举行饥饿请愿游行，但国民党政府官员对情势的发展及其严重性缺乏认识，对学生的要求仍是敷衍其事。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提高公费“为绝对办不到的事”

。

学生追问“钱哪里去了”

，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示，“头可断亦无力答复”

。

这样的答复不仅使学生极不满意，而且难免使学生将政府财政无钱可支的状况归于其他方面，尤其是归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结果反而将学生的情绪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引向反内战的政治化、激进化方向。

中央大学的学生因为请愿未达预期目的，遂决定举行无限期罢课，直到政府同意学生的要求为止。

他们的行动很快得到各地学生的支持。

上海的复旦、同济、交通大学和杭州的浙江大学等学校都派出学生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向政府的联合请愿行动。

北平各校学生则从17日起先后开始罢课，18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内战，因为受到国民党组织的人员围攻，学生有多人受伤，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学生的情绪。

其他城市的学潮也开始兴起，学潮日渐扩大化。

此次学潮之起，本来已有明显征兆，但其发展之速、波及之广、势头之猛，多少出乎国民党的意料。

国民党各级官僚机构对此次学潮事先既无防范，事起后则反应迟钝，迟迟拿不出正确有效的对策，有关部门多次开会，但“对处置办法及处置程度均未有明确决定，致执行极感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