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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此起彼伏的学潮（第7页）

他们一方面极力企图控制学潮的发生和扩大，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其官僚式的处理方式使学生极为不满，更刺激了学潮的扩大和激烈化。

面对学潮的迅猛发展，5月16日行政院开会讨论因应方案，教育部长朱家骅“主张采严厉办法”

，但外交部长王世杰认为，学潮“一因经济的压迫遍及各校员生，一因内战之结束无期，人心苦闷”

，“学潮之解决，究非警察所能为力也”

。

可是王世杰也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国民党对学潮仍只能沿用其一贯的高压政策。

18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匆忙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了对于游行示威请愿的若干管制措施：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以十人为限；如有学生罢课、民众罢业、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地行政主管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

随后，教育部即通令各大学，要求“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

。

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并未能有效地压制学生运动，反而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越发扩大和激烈。

5月20日，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主体，联合了南京各高校和上海、苏州、杭州地区高校派出的学生代表，在南京举行大规模“反饥饿反内战”

示威游行，并提出“反对内战”

、“遵循政协路线”

、“反对征兵征粮”

等政治性口号。

是日，国民党派出大批军警宪特上街，以水龙和棍棒阻止学生游行，并与学生发生冲突，致数十名学生受伤，酿成“五二〇”

流血惨案。

同一天，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均发生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北平的大学生在游行宣言中声明：“目前中国社会一切混乱不安的局面，都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及打内战的关系，所以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恢复政协路线，实行民主政治。”

这些口号和要求，使此次学潮越出了当初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而起的经济层面，而定位于反内战求和平的政治层面，并将国民党置于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被告地位，从而使此次学潮发展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

在学潮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居功至大。

学潮兴起后，中共认为“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在各大中城市的地下组织对学潮进行了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动员工作，并针对学生的动向、学潮的特点和国民党的政策，随时提出各种对策，最终促成了学潮由经济要求向政治要求的转向，加剧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动**，使国民党政府陷于内外夹攻之困难处境，因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

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提出：“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

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成熟，使得国民党苦于应付其统治区各大中城市此伏彼起的学潮、工潮与市民斗争，社会生活的动**使国民党缺乏稳固的后方阵线，不能不影响其前方作战的情报、供应、军心与士气，第二条战线已真正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47年5月学潮的发生，因经济问题而起，而追根寻源，经济问题实源于内战耗费了大量的资财，因此，“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

。

学潮首先得到了各大学教职员工的支持。

大学教师战前本为社会高收入阶层，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

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的发展，大学教师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战后通货膨胀的恶性化，更使大学教师的生活沦为与一般民众无二致的境地。

他们也有提高生活待遇的强烈要求，因此与学生站在同一阵线。

学潮起后，平、津各大学教员在宣言中声明：“默察当前情势，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俱已临于崩溃之边缘，危机迫于眉睫。

政府如仍长此敷衍支吾，不迅采釜底抽薪之有效办法，最后势必同归于尽而后已！

继续战争，决不能解决困难，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难。

党政军各方面欲图自救救民，惟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别无他途。”

战时曾猛烈抨击官僚资本和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著名学者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演讲时将一切问题归之于“内战造成的恶果”

，认为“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

。

即使是一向站在拥护国民党政府立场、避免公开批评政府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对学潮虽未公开表态支持，而是呼吁学生“以理智抑制住感情之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