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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此起彼伏的学潮（第8页）

，但同时也希望当局能够“保护青年安全”

。

他认为：“所谓学生受共党煽惑，此说不甚公平，应当说是青年在困难无路中的烦闷较为合适，一个国家政治未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学生必然要干涉政治。”

这样的言谈表示了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透露出对学生的同情。

1947年5月的学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因为经济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一般民众深受通货膨胀、生活不安之苦，学生的要求实际代表并传达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学潮发生后，各地学生多次走上街头，向市民表达自己的诉求，寻求他们的支持，而国民党军警在大批市民围观的情况下，对学生滥用武力，大打出手，尤使市民对政府不满。

更令人关注的是舆论动向。

传媒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政府的形象和公众的判断。

学潮发生后，各传媒均予以大幅报道，其中不少传媒的立场站在同情学生的方面，他们发出的新闻、特写和通讯报道，将学潮的情况传播给社会大众，并以自己的倾向性影响着市民大众对学潮和政府的看法。

学潮期间，上海《文汇报》因其报道“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

，5月25日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停刊。

《文汇报》立场一向左倾，对学潮的支持不出意外，而素有中国民间舆论喉舌之美誉、政治立场一向较为中立的《大公报》，此次一反常态，在报道中态度鲜明地站在同情学生的立场上。

5月中旬，《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正在北平、天津公干，他要求《大公报》天津版对学潮站在“居中而偏左”

的立场，并在平、津各大学演讲，提出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要求相一致的主张。

《大公报》在学潮前后发表的多篇社评中，强调“争取和平，务求迅速实现”

。

就在一年以前，《大公报》对东北内战的报道倾向于国民党，其发表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批评中共军队攻占长春，从而遭到中共舆论的尖锐批评。

而此时此刻的《大公报》却站在同情学潮的立场，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反映出社会舆论及其代表的中间势力和市民阶层对国民党政府的离心倾向，确实值得国民党的反省与关注。

但国民党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反而认为“对于大公报应该想办法，应该给以无情的批评，无情的打击，用以判裁他的错误，采取办法来制裁他”

。

对《大公报》的言论一向较为注意并予以适度包容的蒋介石，有感于《大公报》之转向，亦责备“《大公报》言论，几全为共党宣传，已丧失其昔日之公正立场，至为惋惜”

。

其实，应该“惋惜”

的恰恰是蒋介石本人，他没能反省《大公报》立场的转变正反映了民心之所向。

负责国民党学生与青年工作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承认：五月的学潮弄到全国骚然。

我们分析学潮为什么容易发生，学生不满现状是根本原因之一。

我们派几个人到各学校侦察，或者逮捕几个异党分子都没有用，党团多吸收一些分子也没有用。

再进一步说，拿着手枪在那里工作，也没有法子把一般人的思想改变。

5月23日，国民政府通过《追加公费学生膳费》和《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和公教人员提高生活待遇的要求，同时下令对各地学潮严加防范与镇压，严厉禁止学生的示威游行活动。

在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的措施之下，兼之学潮发动已有若干时日，本身也不能无限期继续，进入6月后学潮渐趋低落。

总而言之，此次学潮之兴起及其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广泛支持，表明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基础已大为动摇。

当时即有论者谓：国民党“一党孤行，发动内战，加之官吏贪污，特务横行，祸机四伏，险象环生……革命政党，一变而为革命对象。

此足贾生所谓‘可为长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