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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第4页）

战后中间势力一度有较大发展，是在较为特殊的情况和条件下出现的特例。

因为刚刚经过八年战争，和平民主在战后成为人心所向，国共冲突一度有所缓和，两党斗争的战场一度由军事转移至政治，因此，国共两党都希望争取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的支持，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同盟，孤立对手；与此同时，美国为了确保其在东亚和中国的长远利益，希望国民党政权稳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开放政权，容纳反对党参政。

这些因素一度为中间势力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膨胀了中间势力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企图，他们以国共之间的调人自居，幻想可以调和国共，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愿望。

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和国共两党围绕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而争执不下时，恰是中间势力最为活跃的时期，而也只有在这时，他们对国共两党的同盟军作用才得以较多地发挥。

如时人所论：“近因共党滋事，而美国又力主中国政治须为民主，故其他党派逐级抬头。

现除国共两党外，民主同盟已成为第三个有力量之组织。

如中国确向民主之途发展，民主同盟颇有前途。”

中间势力企图以调和国共矛盾和冲突，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逢源，为自身的发展和政治参与争得一席之地，虽是在当时情况下惟一可行的抉择，然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夹在国共两强之间的中间势力的无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国共两党相争的大格局，而且国共两党各有自己较为完善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尤其是两党均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讲求实力的政治原则之下，其他党派难有活动的空间。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观察，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暴力冲突，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艰难和各种矛盾交织纠葛之复杂，更加剧了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使得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无论中间势力有多么美好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也难免碰壁。

中间势力提出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主张，因为他们的在野党特性而未能进入实践过程，也无法获得下层民众的认可。

他们多在上层活动，与下层民众脱节，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缺乏基层组织，很难影响政局的发展。

何况，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不容其他党派存在，也使中间势力难以组成党派进行实际的政治活动，在民众中扩大影响。

中间党派多为匆匆成立，缺乏政治斗争的训练，格于实际环境，也只能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并受制于国共两党的斗争。

战后中国的特殊环境，客观上造成了中间势力活动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政治地位，但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中间势力的发展实际并不决定于他们自身的努力或进取，而是取决于国共两党的态度、关系和力量对比。

国共两党的政策走向实际上都不会受中间势力的左右，在国共两党维持着合作关系并相持不下时，中间势力及其党派有其存在的必要。

一旦国共两党的关系决裂，无论是否心甘情愿，中间势力都必须在两党中作一选择，方才可以有所依靠；而一旦国共两党中有一方的力量占据了优势，中间势力独立发展的空间也不复存在。

他们自己对这一点也不无认识，如时人所论，“倘使内战长期继续下去，中国问题只有依靠武力来解决，那么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

“盖惟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

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

就战后国共两党对中间势力的争取而言，由于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形成了惟我独尊的理念，对于其他党派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轻易不言让步，因此中间党派对国民党仍具戒心。

如章伯钧所说：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

我敢武断地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

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不要说我们不愿右倾，就是你想投靠，他们也不会容纳你。

国民党在其所拟对中间党派的对策中曾提出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1）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当尽力疏隔其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2）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3）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

为此，应加强联系，有限度地满足其要求（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

但在实践中，国民党仍以老大自居，处处表现出对他党的傲慢态度，即使是已经成为国民党政治盟友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对此亦颇多抱怨，在参加政府的名额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方面，对国民党的一党独大做法屡屡表示批评。

因此，中间势力及其党派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更多地感受到国民党的压迫，争民主是他们的一致要求。

他们虽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如实行和平土改还是发动农民）和追求的建国目标（西式民主还是新民主主义）方面与中共并不一致，但因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的现实政治的一致性，在实际政治斗争方面，他们往往与中共合作，批评国民党。

尤其是中间势力在政协期间与中共较为成功的合作，给国民党造成了相当的政治压力。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在国共两党截然对立之下，中间势力也无法再保持中立，出于自身不同的利益考虑，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在不断分化和变化。

政协之后，青年党即与中共拉开距离，在诸多问题上支持国民党，其后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盟友。

1947年9月，曾琦在青年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

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