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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第5页）

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

民社党成立后，政策方针也逐渐脱离民盟路线，虽然在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方面几经犹豫，但最后仍决定参加。

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历史上与国民党有过节，本人虽没有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但仍公开指责“共产党不合作之心已昭然若揭，必诉诸武力而后快，吾辈局内人，孰为戎首，未能为之讳也”

。

继青年党之后，民社党成为国民党的又一政治盟友。

作为一个整体，民盟与中共日渐接近，并在诸多问题上与中共保持一致立场，反对国民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拒绝参加制宪国大。

这其中既有民盟自身的因素——因为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退出，民盟组织的总体构成有较大变化，与中共有历史关系的第三党和救国会派占据了重要领导地位；也有中共的因素——中共对民盟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并在有关实际利益的问题上（如政协和国大代表的席位）对民盟表示支持；还有国民党的因素——国民党将民盟视为中共的政治盟友，予以打击迫害，促使民盟为其自身利益而不断向中共靠拢。

自民盟成立之日起，国民党对其一直保持着警惕，并根据加盟党派的立场态度，要求“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

譬如民盟内部已有左右两派之斗争，即应加速挑起国社党村治派等对救国会派第三党之斗争，扩大其矛盾”

。

而且，由于民盟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国民党对民盟以压迫为主，怀柔其次。

全面内战爆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

，尤其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等“应施打击”

。

为了争取民盟中态度较为温和的一派，国民党特地派陶希圣前往上海，征求黄炎培对时局的意见。

但因为黄炎培坚持民盟立场，认为对中共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以解纷；若舍政协会，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

结果使国民党非常不满。

陈立夫为此指责黄炎培说：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

此后，国民党即不断对民盟施以打击迫害，企图压迫民盟放弃其原有的政治立场。

1946年4月30日，民盟成员、著名教育家李敷仁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幸免于难后辗转逃至延安；5月3日，由民盟中常委兼西北支部主委杜斌丞担任发行人的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迫停刊。

这些不过是对民盟更大规模打击迫害的前奏，真正震动了民盟以及国内外政坛和舆论的，是发生在7月的昆明“李闻案”

。

1946年7月11日晚，战前即以“七君子”

而闻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在看完夜场电影后的回家途中遇刺身亡。

15日下午，昆明各界举行李公朴追悼会，李之好友及反战和平民主运动的战友、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参加了追悼会。

因闻风声对其不利，事前已有人劝闻一多暂避，但他坚定地表示：“今天跨出大门，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结果一语成谶。

就在闻一多于李公朴追悼会上深切悼念亡友并痛斥杀人者之际，杀人者已埋伏在他回家的必经之地。

追悼会结束后，闻一多在回家路上以身殉言，倒在了暗杀者的枪口之下。

“李闻案”

震惊国内外，案发地昆明形势更是空前紧张，民盟负责人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等不得不避走美国领事馆，民盟刊物《民主周刊》等亦被查禁。

“李闻案”

发生于昆明，而昆明由于得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之庇护，以民主同盟为主的各种民主活动较为活跃，且西南联大成为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派大本营之一，早已为国民党所不满。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逼迫龙云下台，云南政局为一些对共产党有强烈敌意的军人控制，西南联大学生及教职员工又因复员而陆续离开昆明，民主活动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