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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第6页）

1946年年中，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云南军政当局刻意打击民盟及民主运动，通过各种宣传手段，造谣说民盟成员就是共产党员，民盟要组织暴动，闻一多正组织暗杀团并得李公朴携款资助等等，情节虽然离奇到令人难以置信之地步，但此等谣言广泛传播，说明其有幕后策划。

上年的“一二·一”

惨案已经说明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行事鲁莽操切，惟因未有有力约束，更长其邀功请赏之心。

“李闻案”

案发地点附近，均为军警机关密布之地，但事发时无人过问，使凶手得以从容离去，可见绝非一般凶案。

事后调查亦证明，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对“李闻案”

有不可逃脱的关系及责任。

“李闻案”

案发当时，正值国共和谈停顿，国共全面内战爆发，而李、闻一直大声疾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

因此，李、闻遇刺引来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反应，认为“如此杀人，对中国民主前途，威胁至大”

。

李、闻均为民盟成员，积极参加了民盟的政治活动，他们的遇刺当然被民盟解读为国民党对民盟政治立场的不满及其对民盟的政治迫害，认为这是国民党“恨民盟是共产党尾巴”

而蓄意“破坏民盟，打击民盟”

。

民盟政协代表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并请其转蒋介石，声明此案“是直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实可骇异。

且本同盟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自身从未利用武力，并坚持各政党均应放弃其武力，今乃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如同盟者，则尤可异讶，因是不能不向政府当局提出严重质问与抗议。”

民盟本为主张在中国实行西式议会民主制度的政党，虽对国民党不断有批评，但不过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实行宪政，并无以武力和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之企图与行动。

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民盟日渐感到压迫，迫使其出于自身利益之考虑，不断向中共靠拢，对国民党的批评日益激烈。

因此，“李闻案”

对国民党而言，并无实际政治利益之可得，相反却导致其公众形象的进一步下降，并失去城市中间阶层、中间势力的支持。

再以李公朴、闻一多论，他们本为潜心于学问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本可不问世事，一心专注于书斋。

李公朴因为不满于战前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而成为名噪一时的政治活动家；闻一多则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通西典，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本无关系，也不关心政治，但因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战、压迫民主、漠视民生的一系列做法，使他颇为不满，从而投身于政治运动，思想日趋激进。

民盟和李、闻的政治转变，说明国民党在长时期一党训政的体制下，固守成局与既得利益，已经失去了统合社会各阶层支持之动力与创见。

国民党政权如此举动，不能不使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感到寒心，而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更有人人自危之感，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更为疏远，正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之古训。

如马叙伦所称，国民党“看到意见和他不同的，都认为是反对他，都认为被他的敌党利用……张开眼睛，见的都是你的敌人，你会把忠于你的都和你分手，或者竟被你驱逐到你的敌党那方面去。”

“李闻案”

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及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应，甚至连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美国亦表示“严重关切”

。

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在会见蒋介石时提及此案，希望他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以免“政府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

。

为此，蒋介石不能不表示对此案必切实查究，并重申负责保护人民之生命与自由。

为了应付外界的批评抗议，国民党当局派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先后到昆明查办此案，并于8月25日下令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革职看管，由何绍周接任，同时开庭审判两案凶手，判云南警总特务营3连连长汤时亮和该连排长李文山死刑。

但负责调查此案的民盟正、副秘书长梁漱溟、周新民认为，审讯过程既非公开，又无证人，因而颇多疑问，并且完全掩盖了其后是否有指使者的问题，批评国民党对此案“必要一手包办到底，其情虚胆怯，处处可见”

；“国民党何止百口无以自解，他们直悍然不求自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