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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第7页）

。

“李闻案”

虽因此而暂告一段落，但其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变化和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影响将有长远的作用。

“李闻案”

后，国共内战规模越打越大，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民盟内部，于国共关系破裂后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虽有不同的意见（如有人主张坚持“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对内“调和国共”

，对外“兼亲美苏”

；也有人认为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

），但是，国民党不断打击民盟而中共努力争取民盟的客观现实，迫使民盟只能向左转。

制宪国大召开之际，民盟拒绝了国民党的一再劝诫，与中共站在同一立场，拒绝参加，表示“今后只有民主与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这一名词应成过去”

，表示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1947年1月，民盟主席张澜在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国民党有直率的批评，认为“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

，并且因为“政府撕毁了政协决议”

而致政协失败，召开制宪国大则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这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

；同时，报告对中共则有肯定的赞扬，认为中共“确实有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

。

民盟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在报告中表露无遗。

为了对外界和盟内成员解释民盟政治立场的转变，张澜在报告中提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

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

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

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

国民党既然应为反民主、假民主承担责任，民盟既然以争取真民主为己任，当然就应该反对国民党。

这样，民盟政治立场的转变就得到了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全会通过的民盟“政治主张”

，虽然还提到“继续推进与国共两党的合作”

，但同时提出彻底反对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等等主张，更为接近中共的立场，而远离国民党的立场。

至此，民盟的第三方面或中立立场亦难以保持，国民党对民盟的公开活动日渐不能容忍，最终发展至压迫民盟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