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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第1页）

第四节　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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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7年国民党建立其统治后，在“训政”

理论架构下制定的“约法”

始终是国民党赖以维持其一党统治的法理基础。

虽然国民党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草拟宪法，着手向宪政过渡，但由于种种原因，宪政迟迟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国民党仍以一党“训政”

而继续其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

这种以一党“训政”

而垄断国家权力的不合理局面，自抗战中后期起已广受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批评，越来越难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日渐高涨。

国民党长期垄断政权，各级官员多已失去当初的奋斗精神，而沉迷于以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这一方面使国民党官员更不愿放弃垄断权力，极力抵制民主潮流，但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各界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开放政权、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根据。

中共力量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对国民党统治最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也需要国民党广为获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中间势力与其代表党派的逐渐兴起及其民主诉求，以及美国出于建立中美稳固的战略同盟关系之考虑，而希望国民党实行美式民主和多党体制。

这些都对国民党继续其一党“训政”

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压力。

综合上述因素，国民党在战后继续维持其一党“训政”

统治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而且国民党当政近20年仍未能订立宪法，使国家体制处于某种不确定状况，从而孕育着社会不安与动**的因素。

证之以中共在抗战后期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得到不少社会舆论的支持，亦可知制宪对国民党的重要意义。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国民党在抗战后期重新筹备召开搁置已久的制宪国民大会，企图在其主导下制定宪法，实行由“训政”

向“宪政”

的过渡，树立可以继续其统治，并能为社会各界所认可和接受的法理依据，完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整合工作。

但是，与战前国民党可以主导制宪议题相比较，此时的中国政治已非国民党一党所可完全控制，如果没有中共的认可，任何政治议题的提出和解决或者不可能，或者没有实际意义，国大与制宪问题亦然。

制宪国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制定宪法，但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不仅国共两党有很大的分歧，民主同盟等中间党派也有自己的主张。

出于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权的客观需要，民盟已在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盟友，而任何一部宪法如果得不到中共和民盟的认可，不仅没有国民党期待的社会整合效应，反将引来“正伪”

之纠纷，造成社会的分裂，不利于国民党继续其统治。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成为困扰国民党的政治难题，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以及结束“训政”

、实行“宪政”

的计划不能不再三变更，一拖再拖而无定期。

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制宪原则几经争论之后，终于得到了与会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按照政协决议，应该在政协通过的宪草协议的基础上起草宪法，并交制宪国大通过。

但政协宪草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与省自治等项民主原则，偏重于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与国民党设计的五权宪法制度以及偏重行政权的预想有相当距离，不利于国民党长期维持其统治，因而为国民党内多数人所不满和反对。

政协结束后，由各方参加的起草宪法的进程一波三折，最后由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对政协宪草原则进行修改的决议遭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导致制宪进程搁浅，改组政府之事也因而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原定5月5日召开的制宪国大又成悬案。

迫于形势，国民党不得不再次决定国大延期，并在7月4日宣布，改于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大。

国大召开再度延期后，国内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政协后一度出现的和平气氛消失于无形。

国共内战由东北而至关内，规模越来越大，国共分裂已临无可避免之境地。

但国共双方在以军事争高下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上的斗争，何时召开国大，如何召开国大，便成为国共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