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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第2页）

国民党实际上并不愿意放弃一党“训政”

及其对政权的垄断，但“制宪”

和“还政于民”

却是国民党完成确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必要步骤和最有力的宣传口号，因此，国民党希望早日召开国大，并以实行宪政而向国内外展示其改革形象；同时，国民党召开国大的日期因中共和民盟之反对和牵制一拖再拖，自感有失面子，为维持其“信用”

，国大亦非开不可。

所以，国民党一方面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向中共施加强大压力，以迫使中共就范；另一方面极力拉拢中间势力及其党派，促其参加国大，以准备在中共不参加的情况下仍可以显示全国一致，从而在政治上孤立中共。

中共凭多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深知国民党召开国大的用意，因此坚持在实行政协决议的基础上，在解决了制宪原则、改组政府等问题后才能召开国大，以此逼迫国民党作出必要的让步。

为此，中共在军事上坚决抵抗国民党军队的攻势，在政治上坚持以政协决议为原则，提出各种民主要求，争取中间势力，尤其是民盟的支持与合作，以准备在国民党最终召开由其主导的国大时，促成民盟与中共共同抵制，使国大成为没有各党派一致参与的残缺不全的国大，不使国民党因召开国大而获取合法性的政治利益，并由国民党承担和平破裂的责任。

处于国共两大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及其党派，虽然态度各有差别，但多希望以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并以此实现其政治参与，但又不希望因国大问题而致国共彻底破裂，使他们失去在国共间左右周旋的影响力及其在和平环境下才能有的发展机会，因此力图调和国共关系，寻求各方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法。

这样，各方均有其考虑和打算，国大问题遂成各方矛盾、冲突、调和、折中的一个重要筹码，各方政治势力围绕这个筹码，纵横捭阖，使国大召开与否一度成为战后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

国民党于7月间宣布国大召开再度延期之际，国共大规模内战已经爆发，双方的政治谈判趋于停顿。

为了实现停战，各方面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但都无法缩小国共之间的距离，战争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召开国大的问题似乎也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华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张家口，使蒋介石非常得意，认为中共的军事抵抗已不足惧，遂于当天下午宣布，将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国大，俾便国民党一鼓作气，以军事胜利压迫中共在政治上屈服，而如果中共拒不妥协，则国民党可以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使自己居于当然之合法统治地位，并以此最终解决中共问题。

中共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不惜以破裂国共关系而反对由国民党一党主导召开国大，在其他争议问题未解决前，中共绝不参加国大。

此时此刻，仍在为参加国大与否而徘徊难定的只有中间势力及其党派，他们因此成为国共双方竞相争取的主要力量，一时间成了中国政治舞台的聚焦点。

蒋介石宣布国大将于11月12日如期举行，虽为国共关系发展变化之势所必然，但仍使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及其党派左右为难。

理论上，他们希望开国大制宪法，以实现其合法的政治参与；但实际上他们也知道，在国共内战的情况下，宪政犹如镜花水月，他们自身独立的政治地位也很难得到保证。

因此，他们极力希望为国共两党找出一条妥协之道。

此时，国共两党虽已对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十分了解，并不希冀对方能够接受己方的要求，但为了争取政治盟友，影响社会舆论，塑造道义形象，将破裂的责任加之于对方，国共两党对争取中间势力及其党派的工作都很看重。

而中间势力及其党派明知国共两党之矛盾对立已难缓和，但因为对自身地位的认识和调和国共关系尚存某种幻想，认为还可以有所作为。

照梁漱溟的说法：“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

他们认为，这种客观需要给了他们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机会。

何况除了以和平方式进行调和工作外，中间势力及其党派也确实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影响时局。

这样，国民党希望中共之外的所有党派都参加国大，使国大成为表现全国民意的舞台，展示其民主形象；中共希望国民党之外的所有党派都不参加国大，使国民党在国大自拉自唱一幕独角戏，映衬其独裁依旧；中间势力及其党派则希望哪怕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也要尽可能努力，进则实现制宪与民主，退则调和与维持国共关系不至立即破裂，以创造其自身政治参与的机会。

围绕召开制宪国大问题，历史为国共两党和中间党派的表演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供他们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与技巧。

国共内战于1946年7月间大规模爆发后，国共两党谈判停顿，第三方面中间势力及其党派退而不出，美国调人亦感束手无策，有抽身而从中国政治的泥潭中退出之势。

而国民党宣布国大的如期召开，国共两党由此对第三方面中间势力及其党派的极力争取，却给了第三方面重出担任调停的难得机会。

以民盟为中心，包括青年党、民社党和无党派的第三方面知名人士，如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君劢、李璜、左舜生、陈启天、莫德惠、缪云台等，几乎全体出动，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调停。

虽然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如青年党和部分无党派人士更接近于国民党的立场，民盟和部分无党派人士更接近于中共的立场，民社党和部分无党派人士则依违于两者之间，但就总体而言，第三方面还是希望国共和解，顺利召开国大，以获得自己合法的政治参与机会。

10月17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吴铁城、邵力子和雷震亲至上海，明为邀请留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回宁谈判，实为在第三方面身上下功夫，与在沪第三方面代表频频接触，意图获得他们的支持，为他们参加国大预作铺垫。

中共明知此时的谈判根本不可能有结果，但周恩来考虑到目前“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所以，当第三方面的代表出于调停之目的劝说周恩来回宁谈判时，周恩来表示同意，将这个面子给了出任调停的第三方面，以获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

10月21日，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代表同行到达南京。

此后，由第三方面代表担任调人，先与国共两党代表就有关问题分别商谈，听取意见，然后再向国共双方转达彼此的意见，进行艰难的调停工作。

国共两党的立场都是公开的、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