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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第3页）

国民党坚持10月16日蒋介石声明提出的八点办法，其主旨在于：现地停战，恢复交通，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国大，以维持国民党对中共的政治军事优势。

蒋介石还特意多次致电参加三人小组谈判的陈诚，指示“应待共党先同意八项原则，然后再谈内容，此一方针切勿变更”

。

中共则坚持10月18日中共中央声明提出的两条，即以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并实行政协决议为谈判之基础，绝不作城下之盟。

国共双方的立场毫无松动和接近的迹象，使得担任调停的第三方面代表“愈跑愈觉得这个中间派难做，总找不着双方要价还价的眉目来”

。

但国大召开在即，为了早日结束谈判，10月28日，第三方面代表提出其拟订的方案，希望国共双方“衡情酌理，互相让步”

。

该案提出：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依据政协决议及程序，商定改组政府、召开国大、制定宪法等问题，然后一致参加政府和国大。

除此之外，方案后来还加上了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设想，提出中共军队在东北驻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地，长春路沿线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

这个方案在现地停战和东北中共军队驻地等方面明显有利于国民党，而且第三方面自作主张提出该案，事前并未征求各方意见，尤其是未征求利益将受损害的中共方面的意见。

结果，在和第三方面交往历史上一向温文尔雅、具君子风度的周恩来，在见到这个方案后也少有地发了脾气，斥责第三方面代表不守信义，落井下石。

而且出乎第三方面意料的是，该方案所提改组政府等意见也不为国民党方面所接受，甚至被国民党认为是“代表中共说话，为中共而向政府办交涉，完全丧失其公正立场”

。

如此一来，第三方面可谓吃力不讨好，遂提议退出居间调停，而由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面组成非正式综合小组，讨论政治问题，同时由陈诚、周恩来和马歇尔三人小组讨论军事问题。

直至国大开幕前夕，非正式综合小组和三人小组会议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谈判毫无进展。

鉴于国大开幕在即、谈判陷于僵局之现状，国民党谈判代表孙科、吴铁城、张厉生、邵力子、陈布雷、王世杰等判断，“目前形势希望中共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固不可能，第三方面单独提出名单在势亦有不能”

；他们认为：“此次国民大会原为制宪，而宪法为百年根本大法，自不宜在战争尚未停止之局势下开会议制。

为此，拟建议将大会日期再行延缓，一俟大局好转，再行召集。”

他们的建议出于现实的考虑，希望国民党制宪可以做到真正的长治久安。

但蒋介石否决了这样的建议，因为接受中共的条件，召开统一的国大，为蒋所不能；而不接受中共的条件，则统一的国大恐永无开会之期，为蒋所不甘。

蒋介石决定国大如期开幕，但为了**第三方面提交国大代表名单，敷衍国大的门面，11月8日，蒋介石下令自11日起停战，同时声明：“现国民大会依法选出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实不能再予延期，以增加政治、军事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且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惟一合法的步骤，亦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

第三方面调停失败后，国民党如期召开国大的决心已定，而中共拒绝参加国大的态度也已经明朗，各方关注的焦点转至第三方面是否参加国大。

国民党为此“拼命拉第三方面，真是无孔不入”

，甚至表示“只要第三方面提供保证，交一部分国大名单，那怕三五个人都成”

。

因为青年党已经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因此民盟，尤其是民社党成为国民党争取的重点对象。

在国民党的拉拢下，民社党的态度开始松动。

张君劢提出，如果国大可延期至12月1日开幕，并在此期间解决各项问题，则可以考虑参加国大。

他将此项意见打印成函，提议民盟代表在函上签名，并以此作为参加国大的提名名单，送交国民党方面。

因为民社党此时仍为民盟成员，民盟代表或出于尊重，或出于情面，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国民党收到此函后，11月11日，蒋介石宣布将国大延期三天举行，作为国民党的最后让步，并表示其尊重民意。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则向第三方面表示：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

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

周恩来恳切的表示打动了民盟多数代表，结果除了张君劢之外的所有民盟代表退出签名，国民党对民盟的拉拢以失败告终。

由于国民党压迫民盟的现实和民盟与中共的历史关系，民盟决定与中共保持一致，表示“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