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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第4页）

国大开幕前夜，11月14日，民盟总部秘书处发布紧急通告，声明民盟维护政协决议，在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之各项手续完成后将参加国大，未完成前则暂不参加。

第三方面终因参加国大问题而分裂。

青年党、民社党和多数无党派代表最终决定参加国大，但正如王世杰所说：“实际上彼等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惟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

青年党早已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在国大召开前提出代表名单，并声明：“吾人为促成民主宪政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益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

民社党内部对是否参加国大出现分歧意见。

张东荪、叶笃义等反对参加，并表示一旦民社党参加国大，他们即退出民社党；蒋匀田等主张参加，获得政治参与权。

不过，民社党参加国大与否的关键在于主席张君劢的态度。

张君劢多年为建立民主政治奔走，屡受国民党的打击迫害，在战后民主化浪潮中出力甚多，也因此而颇受各方尊重。

故民社党参加国大较青年党更有对外宣传的意义，张君劢遂成为国民党争取的重点对象。

11月1日，正在长春忙于接收的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突然接到蒋介石密电，令其速飞南京，全力劝其兄张君劢“宣布独立主张，勿随共方”

。

蒋允诺，如民社党提交国大名单，则宪法可照政协宪草原则通过，政府亦可停战，并俟国大后改组。

蒋还捧张君劢“可举足重轻，做一历史上有意义之举动”

。

张君劢本不认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他对民盟与中共的关系早已有所不满，民盟代表在他拟的有关参加国大的函件上签名后又退出，更使他认为民盟已成中共的“尾巴”

，表示民社党此后将自由行动。

此时，在蒋介石的拉拢、张嘉璈的反复劝说和亲情关系的化解下，在民社党内部部分渴求参政的成员鼓动下，张君劢的态度有了变化。

11月20日，张君劢致函蒋介石称：“倘宪草能一本政协之决议，而同时政府能迎之于机先，早日自动表示结束党治，一面彻底执行停战命令，一面彻底实现政协决议之精神，则民主社会党同人虽深以各党不克共聚一堂为缺憾，然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

此函实为民社党参加国大找台阶，蒋介石当然明白其意，随即顺水推舟，次日即复函称：“函中指示各点，或为政府所已办，或为政府方在实施，要皆真知灼见，与政府不谋而合。

……故此国民大会，甚盼贵党人士出席，共同参加制宪工作。

“23日，张君劢发表谈话称：“承蒋主席之答复，实为施行宪法前之重大表示。

本党同人本此精神参加国大，以赞大法之完成。”

民社党至此完成了参加国大的手续，但张君劢决定个人不搅“浑水”

，不参加国大，虽蒋介石派出多人劝驾，亦未动摇他的决定。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国民党宣传多年的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还政于民”

等总算进入了既定程序。

国民政府最终公布的国大代表名单为1745人，最终到会代表为1701人。

虽然为了对外显示统一，国大开幕时决定保留中共和民盟代表的名额，但中共代表190人和民盟代表80人（不包括民社党代表）自始至终未出席国大，原定分配给中共的地区代表250人和由中共提名的无党派代表17人由国民党包办提名，从而确保了国民党及其控制的代表在国大的绝对人数优势。

民盟未参加国大，使国大并不具备国民党本来所期待的包容除中共之外所有党派的广泛代表性，而且造成了中间党派的分裂，不利于国民党争取中间势力，而没有中间势力的全面支持，至少国民党在城市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

不过对于国大而言，最重要的缺席者是中共。

中共有自己的武装，占据着广大的地区，拥有众多的人口，这部分地区和人口不能纳入所谓“宪政”

框架，则这样的“宪政”

势必是残缺不全的。

换句话说，以当时中国的现实，一个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根本就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更何况，中共的力量仍在继续上升之中，国民党实无以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必然把握，而其一党包办国大的事实，却给了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动员以宣传口实，即称其为“伪”

国大，并因中共力量的成长及胜利，而由宣传的“伪”

成为事实的“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