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第5页_中国近代通史（全十册）小说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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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第5页）

。

按照《国民大会组织法》的规定，此次国民大会的任务只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的日期，因此也称“制宪国大”

。

在国大开幕演说中，蒋介石表示：“宪法是全国共循的法典，一方面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国家现实的情况，我们的理想就是国父遗留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国家的现实，就是国家社会自抗战以来经过长期间的演变和进步，惟有理想与现实兼顾的宪法，才是适合国情而完善可行的宪法。”

所谓“理想与现实兼顾”

，即既要照顾到国内外各方观瞻，展示民主形象；又要保证国民党继续垄断政权，尤其是保证蒋介石本人的独断权力。

为此，国民党颇费了一番努力，在明面上以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为追求，并尽量使制宪与政协宪草原则保持一致，以获得各方的认可。

政协闭幕后，宪草审议委员会曾对宪法草案进行过多次讨论，最后由张君劢拟出一部宪法草案，但因国共两党意见不一及政治形势的变化，此一草案并未得到各方一致的认可。

制宪国大开幕前，为使大会讨论有所依据，国民党先将此份草案交由王宠惠、吴经熊等宪法专家作文字上的整理校正，再由孙科、王宠惠、吴铁城等人就校正稿加以研讨，决定基本维持原案。

制宪国大开幕后，孙科复邀请原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成员（中共与民盟未参加）对此份草案再度进行审议，并经国民党中常会“原则通过”

，再经立法院“照案通过”

，最后于11月28日提交大会讨论。

在将此份草案提交大会时，蒋介石特意强调，这个草案是“根据政协的修改原则，再加审订整理和补充，成为完整的草案”

；“中国共产党虽没有参加，而当时参加政协的大多数党派是经过同意的”

。

以此向外界表明国大制宪对政协宪草原则的尊重。

按国民党原先设计的五权宪法体制，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均为总统之下的执行机构，而以国大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项权力。

但因国大代表人数众多，召集不易；国大会期间隔时间较长，开会时间又很短，实际无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再加上总统的紧急处分权，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总统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

政协开会期间，各方面对此有强烈的批评，并在会议通过的宪草原则中，定下了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体制，以矫正五权宪法中行政权过大之缺失。

因为国民党内强烈的反弹，提交制宪国大的宪法草案已经对政协宪草原则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如将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降低省的自治地位等。

不过因为需要向外界表示民主和统一，也需要照顾到参加国大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及部分无党派人士的意见，这一草案仍不能不留有政协宪草原则的较多痕迹，其中尤为国民党代表不满的主要是：国大权力较小，职权只限于选举、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以及复议宪法等事项；立法院权力较大，行政院的权力受到立法院的诸多制约和牵制；与国民党原先设想的以总统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体制相距较大。

部分国民党籍的国大代表因此在会中提出，国大权力应予扩大，国大应为常设的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代表全国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同时应削弱立法院的权力，维护行政院的权力。

此举实质就是维护已被外界广泛批评的五五宪草原案，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如果立法权力过大，行政权力将受牵制，政务不能顺利运转；而且立法院人数众多，又由选举产生，以中国之地域广大和人民之程度，恐不易运作。

他们还以五权宪法和国大制度为孙中山所定为由，强调不能违反“国父遗教”

，并以此作为自己论点的护身符。

国民党代表的意见，引起参加国大的部分非国民党籍代表和社会舆论的异议。

他们提出，既然数百人的立法院尚不易运作，则两千人以上的国民大会又如何运作？何以民选的国大可以代表民意，而同样是民选的立法院就不能代表民意？说到底，国民党代表的主张，无非是以国大之大而无当更便于其操纵而已。

就连有国民党籍的制宪国大副秘书长雷震也承认：“如以国民大会为代表人民的机关，立法院为纯粹立法技术的机关，那么，顾名思义，国民大会仍属于代议的制度。

可是代议制度之下，经由立法程序来控制行政权活动的手段，国民大会几乎完全没有，故此种民主政治，实际上连代议制度都不如了。”

在制宪国大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实际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部分国民党籍代表以遗教及五五宪草为依据，希望尽量修改宪法草案。

而非国民党籍代表则认为宪法草案系各党派意见调和折衷的结果，内容比较合于民主，宜尽量予以维持。”

由于国民党籍代表和国民党可以控制的代表占据着国大的多数席位，因此如果他们一意孤行，联合行动，不仅将使国大无法通过这部宪法草案，而且还将使本已因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而分裂的国大，又将因部分参加代表对国民党的不满而再度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