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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地方与边疆问题（第4页）

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提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开罗宣言》关于满洲、台湾、澎湖群岛回归中国的决定，正式确定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国际法原则。

此后，这个原则又在1945年宣布的《波茨坦公告》中加以重申。

根据这个原则，中国政府筹划了收回台湾的准备工作。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后又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9月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公布，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令，并得制定台湾单行条例及规程；行政长官得受中央委托办理中央行政，对于在台湾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

10月25日，台湾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接受了前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证书，并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

台湾从此正式回归祖国，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天，“台北四十余万市民，庆祝此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之日，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陈仪主政台湾，宣示治台政策为：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弊政，三年内完成县市自治；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公营事业以商业化为原则，实行统制贸易和专卖制度，继续使用台币。

他要求台湾各界同胞通力合作，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建设美好的新台湾。

但是，陈仪的治台政策在实践中的成效并不如其预期。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组成人员以接收官员为主，各地方行政机关的重要职位亦为接收官员占据。

据1946年底的统计，在台湾全省行政机关担任荐任以上官职者，台湾本省人不到15.这就使台湾本地人士的参政机会，尤其是向上升迁的机会较少，从而压抑了他们在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后要求自己当家做主的强烈参政热情，不少接收官员“或行为不检、能力薄弱，或贪污渎职，尤以经建及公营事业更不乏借权渔利之不良现象，予台胞以深切之反感”

。

更使台湾同胞反感的是陈仪的经济政策。

陈仪提出“以计划经济的方法建设新台湾”

，在台湾实行以公营事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将台湾绝大部分产业以公营名义控制在长官公署手中，并延续了日据时期的专卖贸易制度，由政府统一管理若干重要物品（如樟脑、酒、烟草、火柴等）的生产和销售，由贸易局“专办重要物资进出口及其配销业务，并兼理有关行政”

。

公营事业和专卖制度成为台湾财政预算收入的支柱，占年度预算收入的23.但这样的制度压抑了民间投资置业的积极性，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一般人民的生活，因为“以工商企业之统制，使台湾拥有巨资之工商企业家不能获取发展余地；因贸易局之统制，使台湾一般商人均受极端之约束；因专卖局之统制，且使一般小本商人无法生存”

。

以至国民党中央也承认：“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削有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

光复后的台湾，物价上涨程度虽远不及大陆，但也较战前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米价的暴涨，大大影响了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

在如此政策不当、人谋不臧、上下疏离、内外隔阂的情况下，国民党接收台湾不过一年多，岛内民众当初对其之欢迎和热情已有明显下降，而社会矛盾也累积至相当程度，岛内政情呈动**不安之势。

但由于陈仪严峻固执的个性，或不能正视已经累积的社会矛盾，或因下情不能上达而有所不知，仍然自信地对记者表示：“一切新政的推行，在实施之初，必定有许多障碍……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余并未惊悸，然余所欲言者，设余实验民生主义之事业，可立足五年，余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乎雄辩矣！”

可是，他上任不过一年多，即发生了席卷台湾全岛、造成惨重损失的“二二八”

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台湾省专卖局的查缉员在台北市南京西路查缉香烟私贩时，与被查缉的小贩发生冲突，引来围观市民的不满与围攻。

查缉员为驱散群众、摆脱被围困境，贸然开枪示警，结果误中市民陈文溪，致其伤重而亡，激起民众更大义愤，群起追至警察局，要求惩办凶手。

此案本为一偶发的孤立事件，如果处理得当，对民众情绪予以安抚，尚不至于蔓延扩大。

但当局循平常做法，未予足够的重视。

民众在未得满意答复的情况下，情绪愈加激愤，并且以群体行为而产生对外的强烈感染力，影响了更多原本置身事外的民众。

结果星星之火，终至燎原，事态迅速扩大，由孤立事件演变成全岛风潮，由自发行动演变成有组织反抗，官民对立加剧，最终酿成一出悲剧。

由于对官方处理此案迟缓拖沓不满，2月28日，台北全市罢工罢市，市民至长官公署请愿，并在公署外与守卫士兵发生冲突，死伤多人，冲突因此而不断扩大与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