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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地方与边疆问题（第5页）

为了弹压民众的起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实行戒严，事态急剧恶化。

台北事件的消息很快传到全省各地。

因为对当局一年多以来的统治有普遍的不满，各地群起响应台北的行动，不少地方民众起事的激烈程度更超过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等地出现了民众与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对抗，造成较大伤亡。

台中全市一度被起事民众所控制。

各地还先后成立了“二二八”

事件处理委员会，声明“以团结全省人民，改革政治，及处理二二八事件为宗旨”

，成员主要由本省籍的国大代表、国民参政员、省市县参议员、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和人民团体及学校代表组成，俨然形成了自上而下与官府对立的一套行政系统。

3月5日，台北处理委员会提出《政治根本改革草案》，要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处长的半数以本省人充任，公营事业由本省人经营，即刻实施各县市长民选，撤销专卖制度，取消贸易局及宣传委员会等。

随着形势的发展，处理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至7日已有42条，其中难免有一些过激内容，如对台湾自治地位的过分要求，以及事件当中对外省人的一些过激举动等等。

不过，此次事件并非少数人所为，以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事起之迅速而言，说明事件之发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主要还是出于对国民党在台湾专制、腐败统治的不满，目的是追求台湾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

处于运动领导核心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在3月6日发表的《告全省同胞书》中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

。

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了“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主政治，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省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

等要求。

他们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二二八事件”

中最为普遍的要求，也体现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

台湾事件发生后，省府当局颇为紧张。

陈仪认为，事件“完全由于少数乱徒希图谋叛，决不是民众要求改良政治与改变专卖贸易等经济制度的运动”

，将之归因于“奸党、日本御用绅士、海南岛、南洋、东北各地遣回之台籍日兵、热中之野心家勾结流氓地痞及少数私立学校之学生合串之叛乱行为”

。

此时正值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军在山东作战中失利，国民党统治区又因黄金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社会本已动**不安，国民党不能容忍因台湾事件的扩大而致其后方更为不稳的情况出现，并在省方报告的影响下，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暴民暴动”

。

由于事件发生时，台湾岛内的正规军数量很少，陈仪曾对起事者表示缓和态度，同意将查缉员交付司法审判，抚恤死伤者，并解除戒严；同时，表示将实行政治改革，向中央请示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成员尽量任用本省人，县市长定期民选。

但当蒋介石决策以“军力平息叛乱”

，并派来增援部队第21师于3月9日在基隆登陆后，长官公署即重新宣布戒严，并于10日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组织”

，在岛内对起事者实行严厉的镇压，并伤及一定数量的无辜人士，造成惨重损失。

在国民党的镇压之下，台湾岛内局势得到控制，形势渐趋平静，但台湾社会因此而致之深重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国民党也将为此而付出相当的代价。

台湾事件基本平息后，为了缓和岛内的不满与对立情绪，4月22日，行政院决定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并任命若干本省人士担任省政府委员和厅、处长；同时，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任命彭孟缉任司令；专卖局改为烟酒公卖局，贸易局改为物资调节委员会。

自信五年可见治台成效的陈仪，因此次事件而为台湾千夫所指，不得不承担责任，黯然下台，回大陆蛰居。

5月16日，台湾宣布解除戒严，结束了因“二二八”

事件造成的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