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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第1页）

第六节　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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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退居台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中国经济也因此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

虽然国民党在战后提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计划，但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使这样的计划难以付诸实施，实成一纸空文。

在近代中国长期战乱的特定条件下，稳定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内战重起之后，大量资财被耗于战争，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以至于基本上依靠发行钞票维持开支，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非常困难。

而日渐残破的经济也无法支持国民党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军事由盛而衰，其统治区日渐缩小，不仅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也已濒临崩溃边缘。

由于多年的战争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水平低下，资金短缺，发展停滞，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

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有利因素，首先是接收日资产业和物资价值颇巨，加以美援和进口物资，有利于政府对经济之调节；其次是多年战争之后的旺盛市场需求，有利于刺激经济之恢复；再次是外资对华资的压迫有所减轻，有利于华资的发展。

但不利因素亦非常之多，首先是政局不稳，社会不安，内战重起，交通受阻，不利于经济之恢复；其次是东北和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本已因战争影响而损失严重，复又为内战战地而不利于基础工矿业之恢复；再次是通货恶性膨胀，币值变动剧烈，不利于投资意愿之培养。

比较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不利因素胜过有利因素，经济恢复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为经济部，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又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工作，并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兼任该会委员长，以示政府对经济的重视。

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有长期的渊源，本人又自诩为财经专家，他在行政院院长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经济恢复与重建。

在宋子文的主导下，国民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

然而实施过程则全不似宋之预期，民营事业未得扶助，而是国营事业独大；政府收支非但未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几至无法维持；友邦经济合作偏于美国，互惠其名，美国单惠其实。

宋子文也深知在当时环境下实现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困难，他在国民参政会答复质询时，一方面为自己的经济政策辩解，认为“今后如能照目前所施方针，力行下去，二三个月后，比现在决可缓和”

；另一方面，他对未来经济恢复与重建之前景并无把握，所以坦白地告诉参政员：“我没有离奇巧妙的办法，不过无论任何办法，必须切合国内外情势环境，如国内的团结，交通复员，国外物资能源输入。”

事实验证了宋子文的担心，他的经济政策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在黄金风潮引发的经济危机中下台。

战后工商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集中在部分轻工业部门和沿海大城市。

轻工业第一大产业，也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恢复较快，并有一定发展，成为战后华资工业表现最好的部门。

曾在棉纺织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日资纺织厂因战败被接收，低价美棉大量进口，复员、军需和投机囤购等因素，均刺激了华资棉纺织业的复苏和发展，“是以凡能开工的纱厂，无不利润累累”

。

1947年，华资纺织业拥有纱锭438万锭，布机5.4万台，分别为战前的1.59倍和2.1倍；生产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分别为战前的1.17倍和4.3倍，达到了民国年间的最高峰（棉纱总产量仍低于战前华资和外资企业的总产量）。

同一时期，外资在棉纺织业中所占比例已下降至不过1%，影响已微不足道，棉纺织业成为华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产业。

华资集中的另一主要产业是与棉纺织业同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面粉业，虽华资厂数及其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战乱导致的原料缺乏，加上大量廉价美国面粉的进口，产量反逐年下降，1947年生产5565万包，不过为战前的13左右。

重工业的恢复情况则远不如轻工业，主要因为采矿、冶金工业地处东北与华北战地，不仅未有预期之恢复，还受到内战的影响，产量急速下降，生产指数不及战前的一半，尤其是本就不高的钢铁产量，更低落至战前的110左右。

惟有以供应城市为主的电力工业，因轻工业之恢复及人口快速流入城市而恢复较快，产量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

略有积极意义的是，一向极为薄弱的华资重工业战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产量全面超过战前（虽然绝对数字仍不高），尤其是华资电厂的发电量已超过战前的3.8倍，这主要得益于没收日资产业和外资因战乱原因之退出。

总体而言，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水平的距离更大。

就地区而言，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沿海大城市的经济恢复较快。

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的华资工厂与工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比例，由战前的41%增至战后的70%，1947年上海新登记的工厂数更创下民国年间之历史记录，达到9285家。

经济活动进一步集中至沿海大城市，地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较战前尤为明显。

抗战时期曾有较大发展的后方工业，则因不少厂商复员清货，资金紧缺，发展状况一落千丈。

在经济大幅度萎缩的同时，金融业却有畸形发展，全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36年的132家增加至1947年的1210家，猛增到8倍以上，还有超出此数两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说明金融交易在不事生产的投机刺激下之活跃。

在中外经济关系方面，美国取代英国和日本，成为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