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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第3页）

历经掌握政权后20余年之经营，国民党已经建立起由其掌控并集中在党政官僚经营下的遍及各个行业的经济体系。

战后国家资本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接收的日伪产业转由国家控制，增强了国家资本的实力；主观上，国民党以“节制”

私人资本作为发展国家资本之口实，并受到国际上以计划经济追求现代化之理念的影响；现实中，国营企业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与实物支持，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1947年上缴国库利润4000多亿元，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

但是从经济角度而言，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

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而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

因此，“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

毋庸讳言，国家资本企业名为国家所有，但因为国民党长期实行一党“训政”

，垄断了全国政权，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国家所有的企业便因此而成为官僚豪门可以任意处置的产业，名为国有，实为私营，以国家的资源谋个人之私利，成为遭致当时舆论广泛批评的官僚资本。

正如时论所批评：“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

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

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

自抗战中后期起，社会舆论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声浪日渐升高，战后官僚资本更成为众矢之的。

主管战后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本人就是多家公司的股东，与官僚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战后垄断了接收产业和物资的处理权，并以此扶植国营经济，被认为是偏向官僚资本，并为自己谋利，不仅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而且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CC系的不满，国民党党内发起了对官僚资本和宋子文及其经济政策的批评。

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CC系中委为主，一些与会中央委员指名道姓批评宋子文和官僚资本，认为战后生产低落，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可说民穷财尽，水深火热，主要原因就是官僚资本作祟。

他们提出，凡是利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阻碍农工建设与商业发展，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的，就是官僚资本；要求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

更有人认为，宋子文本人就是官僚资本的代表，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求他辞职下台。

由于CC系控制了国民党文宣系统，所以他们还将对官僚资本的批评公之于传媒，在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上频发言论，抨击“官僚资本操纵整个的经济命脉，且官僚资本更可利用其特殊权力，垄断一切，以妨碍新兴企业的进展。

所以代表官僚利益的官僚资本，如果不从此清算，非仅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害，抑且工业化的前途，也将受严重的影响”

，要求“实行一次大扫**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的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

。

CC系头面人物陈立夫还曾当面指责宋子文经济政策之不当，以至惊动了蒋介石的关注，特意告陈“以后对外不可再发表对于经济财政有关之言论，须知此时无论任何人或任何政策，担任财政与经济必无良效，只有增加党团之艰危，尤其是社会纷乱，敌党环攻之时，更不能自相攻讦，以加张敌方之力量也”

。

国民党内对官僚资本之批评有出于利益分配不均之矛盾，CC系对宋子文的批评，也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的官僚产业，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等金融产业即为CC系所控制。

但对于官僚资本的批评可以公开见之于传媒，并引起社会各界之广泛共鸣，诚为官僚资本引发社会矛盾之事实。

但是，各级大小官僚的既得利益很难从根本上予以触动，因为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

因此，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每次全会虽都不乏对官僚资本的声讨，并提出封闭官僚资本公司，没收其财产的主张，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从未见此类言辞化为实际行动，所谓“事实如此，无可谁何”

，“徒增加人民失望的感观”

。

官僚资本可谓与国民党统治始终如影随形，成为招致社会不满并导致国民党最后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相伴随的，是战后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安和动**，已成为影响国民党统治稳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从根本上说，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即纸币发行超过市场吸纳的限度，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必然造成物价之上涨。

而通货膨胀则源于政府收入来源之匮乏，不得不靠发行货币填补财政赤字。

这样，货币发行越多，物价上涨幅度越大，而物价上涨幅度越大，又迫使货币发行越多，致使物价更进一步上涨，形成恶性循环。

战后国民党政府所面对的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较抗战时期更为剧烈，尤其是政治形势不稳定，内战导致军费大涨，使政府财政愈加依靠发行货币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