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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第4页）

如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动**是国民党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拥有的数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价值巨大的接收及援助物资，也为稳定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关键是如何以此为基础，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尤其是避免内战重起，以对通货膨胀釜底抽薪。

宋子文素以金融专家自诩，并曾对国民党的金融政策多有贡献。

他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手握黄金外汇储备和接收物资之筹码，一度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颇具信心，其经济政策也更偏重于金融方面。

宋子文以实行金融开放为中心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作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最重要之举措；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开放黄金市场，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之流通；通过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的不足，压抑物价。

他认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

。

在他多管齐下的措施作用下，1946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势头趋缓。

然而作为金融专家，宋子文深知上述种种不过是治表之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做到政府预算收支的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

他承认：“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

因此，他将“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

作为其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宋子文当政后，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并提高了进口货税率，以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但因为法币币值的剧烈变动，预算收入与军费开支相比较，不过是杯水车薪。

以往用于填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

政府实际收入的大部分依靠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物资的非税收入，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则填补财政赤字的惟一办法就只有印钞票，法币信用的完全崩溃即在预期之中。

宋子文因此提出，在战争结束以后应积极减少军费，但是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无力改变现实，拿不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

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开支只能靠中央银行的垫款，也就是靠无限量发行纸币来解决。

宋子文也承认：“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

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

由于军费开支之庞大，军费和以特别支出名义支付的军费已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60%以上，实际支出则更多。

军费事实上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政府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力求实现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打算只能是不具现实意义的空想而已。

根据政府编列的预算，1946年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为收入的2.81倍；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为收入的2.96倍。

实际上，因为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控制与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意义，实际收入虽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但实际开支增加的数额更大，政府财政已成为完全依靠发行钞票应付开支的赤字财政，所谓管制物价、平衡预算，结果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如时论所言，“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

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

因为有限的收入无法应付庞大的支出需要，政府只能动用发行手段，增加法币的发行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战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已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每月的增发额也从1946年的1000亿元达到了1947年4月的10000亿元。

在这样巨量的货币发行刺激下，物价的上涨幅度增加更快，1946年法币每月发行数增加11.3%，而同期物价指数每月增加16.9%，1946年的物价上涨倍数已经是法币发行倍数的1.1倍，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说明发行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交相刺激，螺旋上升，通货膨胀已进入恶性化阶段。

尽管法币发行已达天文数字，但其具有的支付功能日渐萎缩，几成废纸。

普通民众尤其是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水准因此而不断下降，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为了缓解法币币值的急剧下降对工薪阶层生活的影响，维持城市的安定，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按生活费指数发放薪金的办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费指数的增加远远追不上物价指数的上涨幅度。

胜利初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为战前的346倍，生活费指数为299倍，此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互有涨落，但自1947年5月到1949年5月，物价指数始终高于生活费指数，说明工薪阶层收入在绝对下降。

即使在物价指数低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因为指数编制的滞后效应（按季或按月进行）以及编制时的人为操作（如按较低价格而不按基准价格编制），由名义薪金可得之实物仍在减少。

另据统计，上海的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之比，如以1937年为1，则1947年12月降至0.49，表明以指数计算的生活水平下降幅度之大，是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政府从1947年3月开始对部分城市的公教人员实行以低价配售实物的供应方法，但是这一措施不过在部分城市实行，供应对象与数量均有限，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实际的程度不同，意义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