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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胜利后的弱势外交（第1页）

第七节　胜利后的弱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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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的弱国地位，中国外交一向多为被动应付，而少积极作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同盟国阵营，因此而废除了近代以来严重压迫与束缚中国独立与发展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并在外交诸多方面颇有积极主动的作为。

中国参与发起了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中国还成为若干国际组织的发起国和重要成员；中国与中小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

战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战时的努力，继续在这些方面有所进展。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声明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所负责任特别重大，今后自应根据一贯政策，与美、苏、英、法诸大盟邦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密切合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以求国际间各项问题合理解决；同时继续废除尚存不平等条约，广订友好条约，以开展邦交；谈判通商条约，以树立新的商业关系。

循此方针，在抗战结束后的不长时间里，中国先后与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签订平等新约，西班牙根据1928年《中西商约》的规定放弃其在华特权，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和南非因英国已下令取消自治领在华特权而停止行使其特权。

至此，列强强加于中国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完全废除，诚为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就。

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国际法院等）和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的活动，并有所作为。

中国在战后积极拓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中国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从战前的8个增至战后的24个，中国还和厄瓜多尔、暹罗（泰国）、沙特阿拉伯、阿根廷、菲律宾、意大利等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

这些进展均体现了战后中国外交努力进取的方面。

但是，战后中国毕竟仍是一个弱国，国际地位不高，外交缺乏强有力的实力支持，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只能以配角身份参加战后的国际外交活动，甚至被完全排除在战后欧洲和平进程之外，体现了国际政治游戏中讲求实力的原则。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废除后，仍有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战争结束之际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一些字面上平等的条约，仍对中国有不利的不平等结果，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称《中美商约》）。

国内的内战重起和政治纷争，使中国的对外发言往往没有统一的声音，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甚至连中国的国内问题也被列入国际会议讨论的议程之中。

因此，在诸多方面，中国并未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平等一员，所谓“五强地位”

实在是有些名不副实。

亲历民国外交全过程的资深职业外交家顾维钧认为：我国政府未能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实在是所有过失的根源，甚至在中国没有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把中国的国内局势作为议题，使我国在国际领域内蒙受耻辱。

更令人寒心的是，与祖国有千丝万缕关系、对祖国经济有诸多贡献的东南亚华侨，在二次大战期间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战后不仅没有享受到战争胜利的成果，反而受侨居国内部冲突以及排华风潮之牵累，生活不能回复正常，生命财产再度遭受严重损失，“华侨所望国家强盛，以解除过去痛苦者，竟成幻影”

。

在战后中国的国与国外交方面，大国外交仍是重点，其中主要又是对美和对苏外交，因为美苏两国已成战后世界两强，又深深介入中国国内政治，分别支持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对立双方——国共两党，因此对美、对苏外交不是单纯的外交关系，而与中国国内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纠葛与牵涉（见本卷相关章节）。

英国和法国虽同属五强，但其因战争导致实力下降和战后国内经济重建所牵制，除了在一些关系两国实际利益的问题（如香港和越南问题）方面与中国有过争执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明显减弱。

战前影响中国外交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因为战败投降而退出中国外交的重点行列，并成为中国应予处置的对象。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战后较战前密切，与其他邦交国则维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

经济关系在战后中美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因基本未受战争影响，并得战争之利，已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而中国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战后面临着艰巨的复兴重建工作，并寄希望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支持。

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后，如何建立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并从中获取应有的利益，也是战后中国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机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中美商约谈判广受中外工商界瞩目，因为中美商约谈判是中国与外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后进行的第一次新商约谈判，其结果不仅将界定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而且将成为中国今后与其他国家签订类似条约的范本与参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美国对中美商约谈判可谓有备而来，其主旨是：为适应战后美国向全球经济扩张之需要，要求中国完全开放市场，以保证美国商人实现在这个潜在而庞大的市场中的经济利益。

因此，美国方面提出的商约草案，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范围之广，内容之详，为以往美国对外商约所未有”

。

中国方面经过研究，认为美方要求过高，尤其是美方要求的国民待遇和无条件及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将因中美双方经济发展程度之极大差距而只片面地有利于美方，因此而对美方提案持保留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