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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胜利后的弱势外交（第2页）

但国民党统治在战后受到中共强有力的挑战，执政地位极不稳固，经济形势亦日渐恶化，不得不依赖于美国政治、经济全方位的支持，使其在中美商约谈判中自始至终均处于弱势与不利的地位，难以抵挡美国的压力。

为了迫使中方接受其提案，美国还有意无意地将中美商约谈判与美国兑换贷款等经济援助问题相联系，甚至“理直气壮”

地认为，蒋介石应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支持付出这样的代价。

国民党深知美方的要价正在于“我所赖于美者急，而美所求于我者缓”

，虽然在谈判中有所抗争，并对美方强势态度表示不满，但为了“不致因小失大”

，最终也只能被迫作出重大让步。

1946年2月5日，中美双方在重庆开始了商约谈判。

谈判以美方提案为基础，中方主动表示：为中美友好全面合作起见，我们已对贵方所有建议均加以最优惠的考虑，并尽可能立即按原有形式接受美方条款。

在双方争执最烈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中方同意给予美方以“除缔约彼方法律另有规定外”

之国民待遇，同时表示中国在事实上已采用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但为避免舆论反对及他国援例要求，反对将该项条文列入条约，并在反复争执后得到美方的同意。

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字，该约的具体内容多达数十项条款，所涉不仅限于通商航海，而是包括了文化、教育以至宗教等各个方面，从而“为美中两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

。

该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条：（1）缔约双方国民在彼方领土内居住、旅行、经商、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购置动产、进出口关税等方面，彼此享有国民待遇；（2）缔约双方在进口关税、采矿、内河及沿海行船与通商、购置不动产等方面，彼此享有最惠国待遇。

就条文本身的规定而言，中美商约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因为其中所有规定对于双方都是平等和互惠的。

近代中国订立了许许多多只对缔约一方单方面优惠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能和世界头号大国美国订立基本上是平等互惠的商约，对中国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是近代中国国家地位变化的积极成果。

但中美商约订立后，引来国内工商界和舆论几乎是一致的批评，其中关键在于，美国是当时最发达的经济大国，而中国仍是不发达的经济弱国，互惠平等对于中美两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美国人可以根据该约条文充分享受的优惠，如在华开矿设厂等等，中国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所限，根本不可能享受。

因此，中美商约只有形式上的平等意义，而这种形式的平等恰恰掩盖了其实质的不平等，所谓平等互惠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

舆论认为：“中国当年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是片面的，现在则是双方的，自然是平等的了。

但事实上中国的国力太差，于是所有的互惠都变成了单惠。”

为了向美国示好，并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国民党不顾工商界和舆论的强烈反对，在中美商约签订后的一周之内就完成了批准该约的全部法律手续。

11月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该约。

9日，立法院表决通过该约。

但是得了便宜的美国人对该条约仍不满意，如指责中国规定所有外籍货轮均不得载货驶往非指定中国口岸，从而因转运而增加了美国进口货物的运输成本，并违背了普遍的国际惯例。

美国人希望得到无条件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权利以及国民待遇，因此美国国会迟迟未批准中美商约。

直到1948年11月，美国国会才批准该约。

30日，中美双方在南京交换了批准书。

但此时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全面失利，已经无力根据中美商约的规定给予并保护美国商人的在华利益。

除了中美商约之外，中美两国还在战后签订并交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换文，由此界定了美国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保证美国在中国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的特殊地位。

抗战胜利后的中英关系，在一般外交关系之外，最主要的矛盾是香港问题。

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内曾有借此时机收回香港的议论，为了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尤其是避免因此而影响与美国的关系，蒋介石对这样的提议十分谨慎。

8月24日，他在国防最高委员会解释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是：我们不愿借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间误会。

关于香港的地位，从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依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政策，主张尊重条约，根据法律以及时代要求与实际需要，求得合理的解决。

现在全国各租借地均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