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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胜利后的弱势外交（第3页）

但是我们亦必循两国外交谈判的途径，以期收回领土，行使主权。

同日，宋子文亦致电蒋介石，询问有关香港问题的处理办法，蒋介石表示：“香港问题应与九龙问题分别办理，我方应先提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对于香港问题，作为附属问题，只要九龙问题能解决，则香港问题自可随之解决也。”

但英国不仅根本无意与中国谈九龙问题，更无意谈香港问题，甚至连起码的面子也不给蒋介石。

香港本已划入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但日本投降后，英国立即向美国要求由英军接收香港，而曾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尔反尔，竟然也同意香港由英军受降，这使得蒋介石大失颜面。

他强烈要求美国信守前令，由中国军队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

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告诉蒋介石：香港受降不过是个军事问题，无关主权，中国应该与英国进行合作。

美国的态度使蒋介石被迫再让一步。

8月23日，蒋介石电告杜鲁门，提出香港由中国战区统帅委派英军代表进行受降。

但即便是对于这种纯为挽回面子的举动，英国人也不以为然。

8月29日，蒋介石授权英国第11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哈考脱代表中国战区统帅接收香港及九龙日军之投降，同时，中国陆军新1军第50师于9月8日先于英军进驻香港、九龙地区。

9月16日，香港日军举行投降仪式，由英国哈考脱将军接受日军投降，中国代表潘华国将军参加了日军投降仪式。

此后，英军进驻香港，新1军移驻九龙，后于11月下旬登轮开赴东北，英国完全恢复了其对香港地区的统治。

抗战胜利之时，在北纬16度线以北越南北部的日军由同盟国划归中国战区受降，中国军队因此而进入越南。

同时，作为战前越南宗主国的法国也急于重回越南，恢复其殖民统治。

中法关系一度因为越南问题而波折重重。

在历史上，越南与中国曾有过长期的密切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后，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人胡志明、越南国民党领导人武鸿卿和越南革命同盟会领导人阮海臣等越南独立运动领导人，均长期在中国从事越南独立活动，越南国民党和革命同盟会的活动还得到国民党的大力支持。

反之，法国驻越当局和军队在抗战期间曾与日本合作，1945年3月因日军接管越南而退入中国云南，战后又企图重回越南，为中国当局所不满，不少负责官员对越南独立颇表同情，甚至陆军总部、赴越受降的第一方面军和行政院驻越顾问团亦支持越南独立的主张。

日本投降后，胡志明于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企图恢复对越南殖民统治的法国形成尖锐的矛盾，并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但是，英国为其自身殖民利益坚决支持法国重回越南，并允许法军在越南南部登陆；美苏两国已与法国达成默契，同意法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不再支持越南的独立。

因此，国民党最高当局权衡利害，不希望因为支持越南独立而与法国或进一步与其他大国发生矛盾，从而影响到他们对国民党的态度，最终决定军队赴越只为受降，对越南的内部纷争和越法关系保持中立，不予介入。

9月19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巴黎会见戴高乐时声明“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

，给法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然而即便如此，急于恢复对越南殖民统治的法国，对于中国军队赴越受降及有关问题仍充满疑虑，中法之间在越南问题上难免发生一定的矛盾。

日本投降后，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陆续开入越南，9月28日，在河内接受驻越南北部日军的投降。

同时，行政院组织驻越南顾问团，由外交、军政、财政等部代表组成，负责拟定受降期间的行政命令，并与法方协调接收问题。

如何处理越南独立和越法关系是中国驻越军政当局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10月1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赴越视察，指示“对于越南现有临时政府之态度，必须审慎，但宜保持友好立场”

。

此后，外交部代表凌其翰也于10月上旬传达重庆的指示：对于越盟党政权，采取不管立场，惟我国驻军必须切实掌握铁路与港口；我军受降缴械遣回日军工作完毕，即行撤回；对于越南民政机构，不必接管。

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为此指示下属：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越军进入我防区即须解除武装，对越党不干涉亦不警戒，对法人生命财产尽力保护。

由于中方的谨慎态度，中法双方在越南大体上相安无事。

1945年9月，法国军队在英国支持下开入越南南部，为了尽快开入尚由中国军队占据的越南北部，全面恢复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在对华关系上作出了若干姿态。

1945年8月18日，法国与中国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同意将广州湾租借地提前交还中国。

11月，中法两国开始平等新约谈判，并于1946年2月28日签订平等新约和中越关系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