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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民党统治之衰颓（第3页）

结果，同以三民主义为信奉之理论、以蒋介石为拥戴之最高领袖的国民党和三青团之间却发生了越演越烈的矛盾和冲突，三青团不仅与国民党发生“工作矛盾，甚至群以党部为对象，从事种种斗争，同室操戈”

，党团之间在湖南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如时人所论，“在同一主义与领袖下之党团员，其相互仇视斗争情状，且远较对他党尤激烈，实创古今万国政党政治之恶例”

。

由于三青团自国民党派生而出，有从中央到地方与国民党平行的一套组织系统，有大量合法性资源可以利用，其干部与国民党干部间有交叉任职，使得双方的矛盾冲突更为复杂难解，党团之争已成为令国民党上下颇为头疼的一大问题。

对于党团之争，国民党内多数人从党的利益出发，均主张取消三青团，将其合并于国民党，或使其完全脱离国民党而成为单纯社会性组织，以消弭日趋激烈的党团矛盾。

1946年3月，白崇禧致函蒋介石，认为“青年团与本党之关系未能明确划分，而工作亦多重复，必须立即加以调整，乃能避免相抵相消之病”

。

蒋介石将白之意见交给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惟因意见分歧，未得结果。

在1947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有多位中央委员提出重新确定团的地位并澄清党团关系，否则党团关系若即若离、含混不清，省级以下的党团摩擦日益显著，长此以往实为自杀。

全会决议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共同拟议具体办法。

全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常会推朱家骅、谷正纲、康泽等会同吴铁城、陈立夫、陈诚等共同研议办法，但因为党团两方面都有各自的利益考虑，都希望未来的改组于己有利，因此他们一直拿不出令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根据国民党的“行宪”

日程，将于1947年底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随着选战的升温，党团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且互以对方为对手，彼此竞争，消耗着国民党原本有限的资源；同时，“戡乱动员”

令实施后，党团之间仍然纷争不已，势将影响“戡乱动员”

之成效。

如何解决党团之争已不容久拖不决。

由于国民党的决策体制，最终解决党团之争，仍然只能由蒋介石进行决策。

1947年6月27日，蒋介石召见党方陈立夫和团方陈诚，决定实行党团合并。

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指示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以两个月为限实行党团合并统一，以将三青团融入国民党的方式解决党团之争。

蒋介石的决定在7月9日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认可。

同一天，蒋介石在三青团团庆日致辞，解释了他的党团合并决策。

他认为：“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面，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

他批评三青团提出今年的中心工作是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并主张与国民党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是两大错误，因为“党与团如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其结果只有相互摩擦，相互牵制，力量相互对消。

今天党团的关系，已经弄到这种地步，现在如再不合并统一，则革命必然失败。

"7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成立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以代表国民党的吴铁城、陈立夫和代表三青团的陈诚、刘健群为召集人，并将统一原则定为：现任各级三青团部干事、监察，一律改任为各级国民党部执、监委员。

此后，党团统一进入实际操作进程。

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开幕。

12日，全会通过《统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决定三青团中央干事和候补干事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和候补监察改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扩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常务监察委员名额，以容纳三青团干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设青年部。

13日，六届四中全会选出中常委55人、中监委常委19人，属于三青团系统的贺衷寒、赖琏、刘健群、萧铮、邓文仪、康泽、蒋经国、程思远等成为新科常委。

于全民抗战声中成立、首尾历10年的三青团终因形势变化而结束其历史使命。

当年因满怀抗战热情与建国理想而参加三青团的热血青年，或因屡屡碰壁而失望，或因久弊成习而麻木，至此均被融入国民党官僚体制之中，少数人因缘时务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成为国民党体制内的新贵，但在国民党高层复杂的派系与人际关系中，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

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统一，总算在形式上解决了党团纷争的弊端，但对解决国民党面临的重大危机并无多少实际作用，而且由于三青团方面多对团合并于党不满意，使他们在国民党内仍屡屡有反对党方主张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