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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民党统治之衰颓（第4页）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决定整饬党内纪律，改进党员作风，并实行党员重新登记。

但如同国民党此前和此后所实行的多次党员总清查、党员总宣誓和党员财产总登记相似，所谓党员重新登记不过是以轰轰烈烈、上下鼓吹开场，再以人人过关、无疾而终收场，何况在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之际，不少党员对登记与否也不再有兴趣。

据统计，1947年9月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总数为669万人，重新登记工作应在自10月15日起的1个半月内完成。

但到1948年11月，登记工作仍未完成，登记者只有132万人。

国民党这部庞大的官僚机器，到了内战的后期，由于惰性与惯性，任何革新动议提出后都如石沉大海，难以付诸实施。

蒋介石认为：“权利是个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

对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甚至对同志的斗争比对共产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他不禁感叹：“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信心。”

“本来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

蒋介石对国民党员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也屡屡碰壁。

当时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发行公债因信用低落和通货膨胀而乏人问津，蒋介石号召国民党员多买公债，提出：我们有钱为什么不捐给党，为什么不募集公债，以取信于一般民众。

我觉得有钱最好是买公债，既有补于国家，又于个人有利，这样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做？然而蒋介石的号召无人理会，国民党员有了钱不是投机发财，就是存在国外，因为他们知道买公债并不“于个人有利”

。

国民党当政后，党员一直不需交党费，党的经费全由国库开销，连蒋介石也认为这是国民党最糟糕的一件事。

如果连党员交党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都解决不了，一叶知秋，何谈其他。

面对国民党“生死存亡”

的危机，国民党从上到下毫无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与信念，一般党员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有权有势者更是只图个人利益，以致虽拔一毛利其“党天下”

而不为。

难怪非国民党员的傅斯年这样说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衰颓的国民党无法振作，只能将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于美国的支持。

马歇尔调停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仍维持在有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不直接大规模卷入中国内战的基础上。

马歇尔回国后出任国务卿，负责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在华期间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历，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有较多的负面看法，从而对援助国民党政权并不十分积极；而且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和亚洲地位的重要性毕竟不如欧洲。

因此，虽然马歇尔提出了大规模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

，但是并未相应提出加强对国民党政权援助的计划。

不仅国民党在1947年5月提出的10亿美元贷款要求没有得到美方回应，而且就连先前已经批准的5亿美元信用贷款也始终未予拨付。

在美国国会内外，反共亲蒋议员和院外活动集团的态度则较行政当局为积极，他们要求大规模援助国民党，并通过各种途径向行政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为了对抗苏联，稳定东亚形势，美国在中国仍然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国民党军事的不断失利及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也引起了美国当局的关注。

1947年7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派前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前往中国，“就中国之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各方面情形，作一估量”

，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美国的援助计划。

魏德迈对国民党的态度较马歇尔积极，因此蒋介石对他来华表示欢迎，希望由此获得美国的大规模援助。

7月22日，魏德迈抵达南京，8月24日离开中国。

他的足迹遍及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地域，访问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各大都市以及台湾，与各方人士广泛接触，并注意听取中间派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