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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训政终结与行宪开场（第4页）

"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再度开会，讨论此一棘手问题。

孙科、陈布雷、邵力子等均认为，国大代表已经选出，如果硬性改变，则于政府不利，可在即将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中照顾青、民两党的要求；梁寒操等提议：办理已选出的国大代表的退让应以劝导方式，不可强制执行，以免引起党内意见；还有人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已当选的国民党员可以加入青、民两党，或与青、民两党代表各任若干年，以免纠纷；但多数人主张严格纪律，执行与青、民两党的协议，以免失信于人。

会议决定维持既有决定，即凡未经中央提名当选者必须放弃，否则撤销其当选资格，开除党籍。

但是，国民党的所谓纪律处分，此时已不能压服党员对权位的追求，在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的严令之下，诸多未经提名的当选代表仍不愿退出，此事一时悬而未决。

国大代表选举之争执已成僵局，立法委员之选举又至。

有了国大代表选举的前车之鉴，青年党和民社党对国民党更不放心，强烈要求国民党诚意履行分配名额之承诺。

为了缓和青年党和民社党对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决定将原定于12月21日至23日举行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选举延期1个月举行，以便有更充分的时间达成党内外之妥协。

12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在立法委员选举中，各选举事务所应严格审查，凡签署提名候选人为国民党籍但未经中央提名者一律不予公告，或虽公告亦予撤销。

1948年1月21日至23日，立法委员选举在各地举行，最后选出773人，其中各省市622人，蒙古地方22人，西藏地方15人，边区6人，海外侨民19人，职业团体89人。

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议会、蒙藏地方议会（尚未成立）及海外侨民团体选举。

至1948年4月，除新疆、西康、绥远省外，其余省市共选出监察委员150人。

在此前后，还进行了全国各省市县地方参议会选举。

至1948年4月，除安东、兴安、黑龙江、合江、嫩江、松江省和西藏地方外，各省均已成立省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除大连和哈尔滨市外，各院辖市均已成立市参议会；此外，已有1478个县市成立参议会，322个县市成立临时参议会。

与国大代表选举相比，立法和监察委员选举的结果更是大大出乎青年党和民社党预料。

虽然选举前青年党和民社党已经多次要求，国民党中央亦有严厉的指示，但青、民两党当选为立法和监察委员者各不过10多人，远远不及事先协议的名额，使青、民两党难免有受骗上当之感。

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是“党高于国，私重于公”

，“若惟恐一党之失其专政，则又何必开国大办选举？”

民社党人用一则比喻辛辣地形容了国民党的态度：“有人约你吃饭，说是诚意相邀，请他到家一叙，等到饭罢起身，忽然索讨饭账，你问他不是来约你去吃的吗？他说不管，吃饭还有白吃的吗！”

这确是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之下，名为参政、实为帮闲的青年党和民社党形象与地位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国民党中央对青、民两党代表名额一事亦颇为头疼。

他们本希望通过分配名额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青年党和民社党的要求，但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地方党部在中央决策后的所作所为，表明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力已有明显下降。

当选举结束后，再欲改变更为困难，有进一步引发党内分裂的危险，且有违背“民主”

原则之讥；而不予改变，又可能进一步刺激青、民两党的异议，使所谓多党合作更为名不副实。

对于此种颇为尴尬的局面，国民党中央权衡利弊，决定尽量满足青、民两党的要求，以便使“行宪”

不至于半途而废。

1948年1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当选之国民党员非经正式提名者，均由中央指派委员召集谈话，切实劝让。

2月4日，中常会又决定，退让者可得总裁或中央党部的书面奖励和一定的经济奖励，否则将予以党纪处分。

此次选举中由签署当选的代表共600多人，需要国民党让予青、民两党者不过为160多人，但国民党当选代表就是不愿“顾全大局”

，直至“行宪国大”

召开在即，已被下令退让的国民党国大代表，仍拒不理会中央命令，径行向国大报到，而青年党和民社党代表则以不出席国大相威胁。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国大主席团建议增加若干名职业代表，然为立法院以“不合法”

所否决。

为避免破裂与青、民两党的关系，3月27日，蒋介石对国民党代表训话，表示他将“根据党的协议，依照党的决策，信守党的诺言，执行党的纪律，对于本党同志应否当选代表，能否出席大会之问题，行使党章所赋予总裁之最后决定权”

。

他决定由选举总事务所直接颁发当选代表证书，以免纷争；同时，“深望诸同志体念党的决策，遵守党的纪律，牺牲小我顾全大局”

。

在蒋介石表态后，青年党和民社党就势下台阶，同意出席国大。

但国民党代表这次对蒋介石也不给面子，多位被要求退让的代表发起绝食抗议，还有代表准备抬棺冲击会场，另有1322名代表联署提议，要求接受这部分代表参加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