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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第10页）

11月13日，第四野战军指挥部令第4兵团在南路阻击白部撤退；北路部队除以一部继续向百色进军外，另以一部改道向南面柳州进军；中路部队以一部向梧州进军，主力2个军向桂林进军；同时自广东增调1个军参战。

白崇禧因感到湘桂路正面已受威胁，决定放弃援黔计划，以第1、10、17兵团自北向南分途逐次转进，掩护第3、11兵团撤向雷州半岛。

但各兵团接令后只图自保，不顾友邻，各自撤退，没有有效的掩护阵形与后撤梯队。

第四野战军部队22日占领桂林，25日占领金城江、柳州、梧州，26日占河池，从北、东、南三面压向白崇禧部。

为打开向雷州半岛撤退的通路，白崇禧命令第3、11兵团向化县、茂名一线攻击，并令配属指挥的余汉谋部第4兵团自博白南下攻击廉江。

第四野战军以第4兵团在廉江、化县、茂名地区阻击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大军则迅速南进。

26日两军接战，白崇禧发现己部大半已处在第四野战军包围圈中，态势不利，又下令各部转向钦州、北海地区集结，准备自海路向海南岛撤退。

第四野战军各部即行大胆穿插攻击追歼，28日在容县歼灭第11兵团部，击毙副司令胡若愚，30日占博白，俘第3兵团司令张淦。

12月2日，桂系赖以起家的基本部队第3兵团3个军在博白被歼。

继两广地区作战胜利之后，1950年4月16日，第四野战军经过精心准备，以2个军渡海，发起海南岛战役，于23日占领海口，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残部海运撤离，5月1日第四野战军进占海南全岛。

五　西南战场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退守之地。

西南地区多山，四川四周为群山环绕，自古以来即为易守难攻之地；成都平原号称天府之国，农产丰富，不虞供应，有利于长期据守；抗战时期国民党以西南为大后方坚持八年，有依托西南防守的历史。

因此，国民党选择西南作为最后退守之地，具有充分的理由；其基本目的是“以持久作战，确保西南为目的，以四川为核心，争时待机，维持现有战力，积极培养新生力量，以攻为守，坚持地区，并将有力兵团机动控制扼要地区，对分头来犯之匪，适时集中局部优势兵力，而各个歼灭之”

。

8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军事会议，判断中共部队将主要自川北南进，遂据此制定西南作战计划，宗旨为“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南、陕南为决战战场”

。

主要内容是：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西起川甘边境的岷山，经川陕边境的秦岭、大巴山，直到川鄂、川湘边境的巫山、武陵山，构筑西南防线；以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第5兵团李文部、第18兵团李振部8个军沿岷山、秦岭布防，为川北第一道防线，第7兵团裴昌会部5个军沿川陕边境米仓山、大巴山布防，为第二道防线；第15兵团罗广文部2个军部署在川北剑阁；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孙震及第16兵团孙元良部4个军部署在川东巫山、万县地区，扼进出川东之门户；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及第14兵团钟彬、第20兵团陈克非部6个军部署在鄂西南恩施、咸丰一线，自侧翼屏障川东，并与华中白崇禧部联系；第22兵团郭汝瑰部2个军部署在川南宜宾、泸州地区，作为机动部队；此外，贵州绥署谷正伦及第19兵团何绍周部2个军位于贵州，2个军驻守重庆，1个军驻守成都，1个军驻守雅安，4个军驻守云南；总兵力为37个军50余万人。

9月间，国民党参谋本部曾建议将华中和西南战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调华中主力5个军部署在贵州都匀至独山一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设在贵阳，以加强西南南线的防守，但这个以削弱广西防守实力为代价的方案未被白崇禧接受。

国民党对西南地区的防御部署拘泥于抗战时期的经验，而没有考虑到内外环境的根本不同。

此时的国民党，外无国际支援，内则部队残破，军心涣散，民心已失，缺少必要的完备的支撑条件，根本无法据守西南的广大地区；而且西南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总体环境较为闭塞，一旦被围即无路可走；尤其是将国民党军中惟一还有一定作战实力的胡宗南部部署在川北地区，远离南方海口和出境通路，更为国民党最大的失策。

上述种种原因，使国民党的西南防守作战注定无法成功。

面对第二野战军部队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川东、川南防线全线失守，川北防线后路被抄，成了无用的摆设。

为摆脱此等困境，自11月19日起，胡宗南以第7兵团于后尾掩护，第5、18兵团梯次向成都南撤，12月3日进入川北。

位于陕南的第18兵团在贺龙率领下，对胡宗南部队保持压力，步步跟进，12月7日进占汉中，随后亦进入川北。

成都平原虽为米粮之仓的天府之国，但无险可守，从川北、川东、川南败退的国民党军残部麇集于此，中心无主，混乱不堪。

12月8日，国民党宣布将政府迁往台北，同时改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领其职，令胡宗南为副长官代行顾的职务，统领西南军政。

蒋介石还企望他的爱将胡宗南能指挥所部，联合康滇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卢汉等，继续在西南坚持。

但就在此时，康滇地方当局先后宣布起义，使蒋介石的企图又破灭了。

1949年初，云南地方当局负责人卢汉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在时局急转直下之际，有意酝酿局部和平解决。

在卢汉的庇护之下，云南的和平运动一时间颇具声势，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关注与强烈不满。

7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

"8月15日，前云南地方统治者龙云在香港签名参加黄绍竑等44人公开发表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表示反蒋拥共，对卢汉的立场有进一步的影响。

但云南毕竟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国民党对卢汉政治态度的变化保持了警惕与压力，使卢汉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9月6日，卢汉在蒋介石多次电召之下赴重庆，蒋以任命其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许其扩编2个军的部队，并拨给现银100万元为条件，压迫他镇压云南的和平运动。

9日，卢汉在昆明实行“九九整肃”

，解散省参议会、云南大学与昆明师范学院，逮捕进步人士，查封报馆，改组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