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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基本矛盾与各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4页）

则明确了它的阶级性，两者不同。

但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无疑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群众的反帝精神和斗争传统的继承，是前者事业的继续。

周恩来指出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当是指此而言。

农民是被压迫者，处在社会的底层，文化程度低下，不免背有不少愚昧落后的历史包袱。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较了解国内外大势，又从西方学到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组织了政党，提出了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因而反封建斗争的水平比农民阶级前进了一大步。

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存在着又矛盾又依赖的情况，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存在软弱性。

在这方面，近代农民的反帝积极性和坚定性是不容低估的。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这种划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之一。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民族资产阶级则要复杂一些。

它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因而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

由于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又依赖又矛盾的情况，就规定了这个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

但至少在洋务新政时期已出现其雏形，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发展起来，到四大家族产生，才形成了后来典型的官僚资产阶级。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是一脉相承的。

其共同点，都是通过国家政治权力集聚起雄厚资本。

有人说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控制的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改变说法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

洋务派所代表的国家和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呢？不是人民大众的国家，而是地主阶级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依然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

这样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当它凌驾于人民之上时，它是人民的对立物，是压榨人民的物质力量；当它为人民所有时（人民取得国家政权对它进行剥夺时），它就转变成为人民的生产力，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说这种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是民族资本主义，这只具有人种学上的含义，不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

而分析任何国家资本主义，只有找出它的阶级特点，才是抓住了国家的本质的东西。

李鸿章等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洋务新政只能是19世纪60年代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深入的产物。

李鸿章所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的“变法”

，不仅只是肢体之变，而且从根本上要受制于帝国主义。

要“和戎”

，就是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维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秩序。

掌握政权的洋务派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发动的洋务活动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根本上要依帝国主义容许到什么程度而定。

帝国主义并不希望它在中国的代理人永远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乐于给它披上一层资本主义的色彩；但帝国主义也不容许洋务派包打天下，为所欲为。

它在侵略中国时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包括通商、通航、税收等特殊权益，不仅阻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不利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洋务新政之前，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已经在中国开办了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新政期间开办得更多，而在《马关条约》后形成**。

帝国主义在中国搞的这些资本主义活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殖民主义活动，是要在中国榨取高额利润，从经济上控制中国。

这与它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活动，大体上是相一致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运动在发动中。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