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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基本矛盾与各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5页）

民族资本主义的个别企业在洋务运动之前就出现了。

在洋务运动中，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又投资于近代企业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民族资本主义是一定要冲破封建势力的压制而产生出来，它之所以与洋务派的资本主义企业大体同时产生，是半殖民地的时代条件造成的。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条件和可能。

太平天国给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

中国资本主义已经站在时代的大门口，呼之欲出了。

这样看来，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

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

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

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这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20世纪80年代就有关于“时代中心”

问题的讨论。

有的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

。

为了说明近代中国前80年（1840-1919）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中心”

，还特别强调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农民阶级无法完成反侵略反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不可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

按照这种意见，农民阶级虽是“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主力军”

，“演出过悲壮的场面”

，也不过是“一度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

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就这样被不恰当地贬低了。

列宁在1915年写的一篇有战斗性的论文《打着别人的旗帜》中，提出了“时代中心”

问题。

所谓“时代”

，列宁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大时代，而不是指某一国历史发展中的具体时代，这里是指当时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经常引用的欧洲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还告诫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列宁这段话，应当成为我们分析近代中国历史过程的理论依据。

运用列宁所指明的方法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何时形成？学术界已经作出了许多研究。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19世纪60-70年代开始萌生，数量极微；甲午战后稍有发展，力量也不大。

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和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激起了各阶层人士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少数先进分子的革命热情。

从那时起，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开始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以崭新的面貌叱咤云天，提出了推倒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方案。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现及其政治上的趋向成熟，反映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长成，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从这时起正式形成了。

因此，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里，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时代的中心，说这个阶级的运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应当是符合这个时期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