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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基本矛盾与各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6页）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包括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虽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未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没有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能左右中国的时局，不得不从中国近代史的时代中心位置上悄然隐去，失去了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资格。

在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以前的60年里，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又是由哪个阶级来承当呢？如果像有的研究者“从严格意义上”

说的那样，农民阶级“不可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

。

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同样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完成反侵略反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不是连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真正担起时代中心的角色么！

按照列宁的说法，所谓“时代中心”

，是指决定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的阶级，是指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依此而论，在近代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虽早已个别地在社会机体上产生出来，但直到19世纪80-90年代才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少量生长。

面对封建统治的层层压力和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得不在软弱的阶级基础上和浅薄的理论准备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论证自己初步的政治主张：要求变法，要求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生存权利。

这虽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却又是很脆弱的一步。

“百日维新”

好像历史长剧中一幕短暂的过场戏，一反掌间就被封建顽固派打到幕后去了。

争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生存权利虽然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他们却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甚至帝国主义的身上。

这些提出初步政治主张的人们不认识，正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势力不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以生存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还没有形成为决定时代主要内容的阶级。

所以，紧跟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就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猛烈爆发。

这说明，直到19世纪末，直到民族资产阶级正式形成以前的这个历史阶段里，农民阶级仍然是活跃在时代舞台上的强大力量，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农民不是纯粹封建社会里的农民。

他们发动的以反对封建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为目标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不单纯是中世纪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战争，而是那个时代里（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不仅在否定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上具有进步意义，如果真正实行起来（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实行），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在外国资本主义已在中国植根，而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即将萌生的情况下，必定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道路。

《资政新篇》的提出，不能把它看做是毫无根据的偶然现象。

它得到洪秀全的基本同意，表明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农民起义前途的新探索。

据太平天国的朋友呤唎及其他西方旅行者的记录，太平天国的不少骨干人物都有寻求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的愿望。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据一些学者说只能算是民族战争，但它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的民族战争，属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

它的“扶清灭洋”

的排外主义口号，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排外的消极意义，但它要求驱逐外国侵略者、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

），却是这一次反帝爱国运动的主流，符合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

列宁在1908年评价俄国农民运动的时候说：“没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

在近代中国，没有农民群众的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能够向前推进吗？没有他们的斗争，中国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不是陷得更深吗？这样说并不排除其他种种因素的作用，只是说，在19世纪内，只有农民的斗争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我们也可以说，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联翩出现并各具弱点表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交接“时代中心”

接力棒的重要关口。

进入20世纪后，民族资产阶级就在历史的新起跑点上前进了。

主张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是近代中国时代中心的学者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了。

其实，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只有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那显然都是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雏形。

少量的民族资本企业只能非法存在，处境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