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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徐州复仇记（第7页）

，而《公羊传》甚至认为：君子报仇，九世不晚。

乙国可以慢慢积累力量，一代人做不成的事情，可以由九代人去完成。

等乙国第九代国君，国力反超甲国了，那就可以消灭甲国，为第一代国君复仇。

时隔九代，尚且可以复仇，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观念。

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认为：“九世之仇”

仅限于国与国之间的仇怨。

因为国仇的对象是一个国家政权，而非具体某个有生命长度的个人。

如果是个人之间的仇恨，只能随着个体生命的消失而结束，一般是不能迁怒于子孙的。

儒家的复仇观念，是分层次等级的。

依据复仇者与受害者关系的亲疏不同，分为若干等级：如果是堂兄弟的仇，要由他的亲兄弟去报。

自己作为堂兄弟，不必为首，只要拿着兵器，跟在后面，以壮声势即可。

如果是亲兄弟的仇，绝不容许仇人与自己出现在一个国家，必杀之而后快。

如果是父母之仇，那就是最重的仇恨。

在儒家伦理之中，父母是最亲、最尊之人。

正所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不能与杀父杀母的仇人，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

一旦父母被杀，作为孝子，应当放弃自己的一切生活，以复仇为人生的第一要务。

孝子睡的是干草，枕的是盾牌，时刻准备手刃仇人。

万一遇到仇人时，没有携带兵器，不能返回取兵器，必须立刻上前，徒手搏斗，直到杀死对方为止。

这是儒家思想非常血性的一面。

中国自古以来，正是凭借“复仇”

观念，屡次对抗外来侵略，至死方休，绝不妥协。

而东汉时代，因为实行举孝廉的制度，实践孝道可以获取朝廷的官职利禄，“复仇”

正是以夸张的形式实践孝道的最佳途径。

因此，东汉一朝的复仇之风格外盛行。

再来看制度。

从制度层面来讲，国家法律一般是不允许私自复仇的。

如果甲杀了乙的父亲，乙杀甲复仇，甲的儿子再杀乙复仇……子子孙孙无穷尽，冤冤相报何时了。

这不仅严重威胁治安秩序，而且有损国法威严。

国家法律要维持秩序，当然不允许私自复仇。

有何冤仇，可以报到官府，官府会替你做主，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你不要亲自动手。

这是当时的制度规定。

思想观念，提倡亲自复仇，手刃仇人；法律制度，严禁民间私自复仇。

思想和制度之间存在矛盾，无法协调。

所以在东汉时期，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法律既然明令禁止复仇，司法实践中就先按照法律，判复仇者死刑；再根据舆论，申请特赦，赦免复仇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复仇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人人都以复仇为荣，以不能手刃仇人、不能亲手复仇为耻；就连过度复仇，都会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

举一个例子：汉灵帝时期的苏不韦杀人事件。

东汉末年，有一个少年名叫苏不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