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三章 求贤三令（第8页）

（“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

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

）

东汉末年，野猫比较多，家猫还不普及，所以捉老鼠的重担就落在了狗的肩膀之上。

什么时候家猫才普及呢？明朝人张岱的《夜航船》记载：唐僧西天取经，从印度取回了佛经，捎带引进了家猫。

从此以后，狗就退居二线了，狗拿耗子反而变成了多管闲事。

这是一段题外话。

总之，由此可见，曹操用人，总能够发挥人的长处，避免其短处，这在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曹操对自己能力足够自信的表现。

春秋鲁国有个乱臣，名叫阳虎。

此人与曹操差不多，也是霸道狡诈的权臣。

他后来在鲁国失势，跑去赵国。

赵国执政赵鞅重用了他。

有人劝说赵鞅：阳虎狡诈，是个乱臣贼子，不可重用。

赵鞅说：没事，我拿得住他。

果然，阳虎在赵鞅手下，居然乖乖地成了个得力助手。

曹操的驭人之术，与赵鞅一样：司马懿是老谋深算；贾诩反复卖了多少个主子；夏侯惇、刘晔都是十几岁就敢拔刀杀人的狠角色，在他手下，无不乖乖卖命。

清人赵翼评价三国君主各自的用人特点：“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可谓的评。

这里有一个问题。

前文说曹操实行名法之治，执法严格；这里又说曹操用人不计较小毛小病，丁斐犯了贪污罪，曹操从轻发落。

两者之间，是不是矛盾的呢？

三个人的三种选择

其实，把两方面综合起来，才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曹操。

曹操名法之治，和今天提倡法治不是一回事。

今天说的法治，是有法必依，不能搞特权，要以法律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曹操的名法之治所反对的司法随意，是反对以感情因素、道德良心作为判案标准。

那拿什么作为判案标准呢？取而代之的，不是法律，而是利益。

曹操割发代首，换来的是三军将士严格守法，利大于弊，所以我就选择严格执法、割发代首。

杀丁斐，丁斐才贪污几个钱？杀了他，给我造成的损失却非常之大，完全是得不偿失，所以我就选择不严格执法，对其从轻发落。

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这两者在曹操手里，只不过是两个工具而已，是可以选择的。

这就是法律的实用主义。

从求贤三令来看，也是如此。

道德是虚的，对曹操来讲没有用。

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你能不能给我带来实际的利益。

能，那你就是人才；不能，那你道德再高尚也没有用。

法律的实用主义，带来的恶果一定是道德的虚无主义。

说到这里，不妨从更宏观的角度，引入两个人物作为参照系，进行观察。

汉末的道德问题，许多人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