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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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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出版的小说《主教杀人事件》(TheBishopMurderCase)里,主人公菲洛·万斯(PhiloVance)曾想象有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以无限极速瞬间游历时空的能力,弹指间便可纵览人类历史。
他既能在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上看到地球4年前的影像,也能在银河间追溯地球4000年前的光景,还能在时空里择其一点同时见证冰河时代和今天!
本书无法为读者提供上述如此优越的视角,但我们还是意图从整体出发观察世界,突破当局者迷的困境,回顾在整个地球上真正发生的变化,而非一鳞半爪。
同时,本书还要把这些变化集中展示出来,有如银河中的观察者在无垠时空中所见的那样。
菲洛·万斯是威拉德·赖特(WillardWright)以笔名S.S.范·达因(S.S.VanDine)所作小说中虚构的侦探,他并无真才实学,科学逻辑也荒诞不经。
然而,他关于视角会影响历史呈现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转向虚构视角的技艺可以改变我们看待过去的方式。
即便是微小的视角转变也能带来新发现。
例如,在描绘静物时,塞尚(e)习惯于在最佳观察位之间切换,试图将各种灵感整合至同一个构图当中。
他笔下的一盘苹果的边缘曲线似乎永远无法拼合。
他画的瓜果也是怪异鼓胀,因为他想捕捉从不同角度观察水果所见到的形状变化。
他的画作整合了诸多元素,每个元素都有其自身的视角。
他不停地描绘同一类物体,因为常见常新,每一次回顾都让人对局部的瑕疵感到不悦。
过去就像塞尚的画作或一件球形雕塑,从任何一个单一视角都无法揭示客观现实。
客观现实作为所有诚实观察者的共识,除非采用包含所有可能的主观视角,否则它只会在遥不可及、难于捉摸的某处徘徊。
每当我们转换观察位,我们就能发现新的一面,然后回头尝试将其整合到画布当中。
换言之,克利俄(Clio)是一位在林间被偷窥的浴中女神。
每次我们的目光从不同位置来回闪过,我们都会有更多的发现。
我们能从日常经验中体会到多维视角的优势。
披头士乐队(theBeatles)曾经唱道:“以己之道观之,以彼之道观之。”
为了重现犯罪过程,我们必须综合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视角;为了再现事件的细节,我们需要许多目击者的证言;为了认识整个社会,我们需要了解处于不同权力和财富阶层的人群的所思所想;为了理解文化,我们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环境并倾听周遭的评价;为了抓住核心,我们需要抽丝剥茧。
但是过去不易把握:我们需要增添情境才能将其看得更清楚,正如为了让目标更明确,我们在目标的周围画上靶环并为它涂色。
我能想象到的最宏大且最客观的视角来自菲洛·万斯“想象中的侏儒”
(hypothetiunculus),他们用整体眼光认识星球,用全景视野审视完整的过去。
全球历史学家的问题是:“位于宇宙瞭望台的星际观察者眼中的历史是怎样一番景象?”
我怀疑万斯的侏儒可能会提及如人类这般微不足道、寿命短暂的物种。
草、狐狸、原生动物或病毒可能看起来更有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它们都具有一些与人类一样显著的特征,如分布广泛、适应力强、物种延续时间长。
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人类拥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我们有别于所有其他物种之处在于五花八门的文化体验,这种体验之丰富多样远胜于他者。
人类拥有一系列纷繁复杂又差异巨大的行为方式,而其他物种的此类差异则相对较小,尽管其中不少物种在身体构造和基因上与我们非常相似。
比起其他任何具有文化特征的动物(即便是最像我们的大猩猩),我们都拥有更多样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交流表达方式、礼仪以及宗教仪式。
此种多样性正是本书的主题。
在过去的60年左右的时间里,研究者已经在许多灵长目动物中确认有文化存在,并声称许多其他物种也是一样。
然而,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文化的善变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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