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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5页）

正如伊恩·莫里斯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提升了成事的能力，但我们的道德和待人处世仍然陷于自私与敌对。

安加娜·辛格也指出了我们增强的能力中有多少被用于破坏：相互攻击、毁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摧毁作为我们共同家园的生物圈。

当然，我们可以指出某些改进。

也许本书中最令人欣慰的变化是我们的道德共同体逐渐扩大，几乎涵盖整个人类。

这项成就令人惊叹，因为人们通常并不善待自己亲人或同胞之外的人。

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viStrauss）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语言里除了代表群体成员的名词，都没有“人类”

一词，称呼外人的词汇往往都带有“野兽”

或“恶魔”

之类的含义。

在外貌、肤色、文化差异、地位高低、能力强弱的表象下，引导人们看清人类共同体的努力是长期而艰巨的。

一些关键节点可以在曼努埃尔·卢塞纳·吉拉尔多（ManuelLuaGiraldo）、安加娜·辛格、保罗·卢卡·贝尔纳迪尼（PaoloLuardini）和杰里米·布莱克（JeremyBlack）所写的篇章中见到，但盲点依然存在。

一些生物伦理学家仍然认为某些少数人群是有缺陷的或者是没有资格享有人权的，比如腹中的胎儿、安乐死的受害者以及被认为太小而无意识的婴儿。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道德共同体因排斥非人类的动物而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

在实践中，当机会出现或人们意识到必要性时，我们的作为一如既往地充满敌意，譬如压迫和剥削移民难民、迫害少数民族、消灭假想敌、欺压穷人，同时扩大不公正的财富差距、占用公众资源，并且不尊重“人权”

。

尽管大卫·克里斯蒂安可能会提出反对，但关于终止或至少减少暴力的主张似乎为时过早。

对现代化武器破坏性的恐惧减少了大规模战争，但恐怖主义却得以扩张。

除了恐怖主义和战争罪行之外，谋杀犯罪有所减少，自杀却多了起来。

在世界某些地方，堕胎取代了杀婴。

殴打已经不再成为体罚孩子的方式，虐待癖却获得了宽容，甚至得到了某种尊重。

总体而言，比起以往，人类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坏，更愚蠢或更聪明。

然而，道德停滞的影响并不是中性的，因为技术的提升增强了邪恶和愚昧的力量。

最后，正如本书想展现的那样，讲述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故事可以用到我所说的主动权概念，即某些人类群体影响其他群体的能力。

主动权的变化与权力和财富的全球分布大体一致。

除了某些例外，更强势、更富裕的群体会影响在这些方面呈劣势的群体。

读者在书中会看到，在大约7000年的时段里，我们能够从中见证主动权的转换。

它首先集中在亚洲西南部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由于某些无法察觉的原因，在基督教时代早期，它开始集中于亚洲东部和南部。

直到16—17世纪，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出它在缓慢西移，这种西移趋势在19—20世纪得到加速。

西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在中国获得了同等的尊重。

在中国人眼中，西方“野蛮人”

取得的成就的确有些出人意料。

总体上看，18世纪西欧市场的整体化程度似乎比印度要高，工资水平也高于印度和中国。

金融机构，尤其是英国的金融机构，为新市场提供资金的能力也更强。

但是就生产力总量和贸易平衡而言，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前一直引领世界。

目前，西方霸权似乎正在衰落，在这方面，世界正恢复到主动权不集中的状态，文化交流呈现多向性。

而中国正重新回归到她的“往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