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章 由情感与经验连接 近代早期世界的君主商人雇佣兵与移民（第11页）

他还带回了新墨西哥州北部和亚利桑那州的金银矿藏报告，这为16世纪90年代后期的西南探险提供了基础。

黄金、荣耀和上帝仍然是人们移居世界各地的重要诱因，离开欧洲被视为一种英勇和进取的行为。

对殉难的热情和追求精神征服从而智取帝国的欲望是天主教压倒一切的野心。

在天主教的环境之外，当疾病没能灭绝土著人口时，宗教辞令便被用作替代品。

一个极端但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科顿·马瑟（ather，1663—1728年），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教会领袖主张灭绝印第安人。

他生于波士顿，后来加入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her）的行列，担任波士顿北方教会的牧师。

父子俩致力于撰写历史和宗教方面的文章。

科顿·马瑟在1702年出版了一本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史，名为《基督在美洲的光辉事业》（MagnaliaChristiAmeria），在书中他认为使印第安人基督化和文明化的尝试是徒劳之举。

科顿·马瑟把印第安人描绘成被撒旦带到北美的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的显现，而这些支派的习俗是邪恶的体现，科顿·马瑟主张以宗教理由彻底灭绝他们。

他的言论震惊了同时代的温和派，但就实际情况而论，那个时代的北美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普遍态度仍是种族灭绝。

融入一个社区的重要标准是表达出按照规则行事的意愿。

为了同化，有必要将主流文化的标记融入混合身份中。

结果，帝国既破坏了现存的传统，又创造了混合的社会与文化、克里奥尔语（guage）、融合的宗教、临时凑合的政治和新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在移民社会和欧洲，公共领域扩大了。

在俱乐部、咖啡馆、沙龙、平面媒体、政党内部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教育阶层中，讨论和分析国家事务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公共领域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由于贸易和移民在大洋和大陆上频繁往来，昔日分散各处的民族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多。

由于欧洲人控制着远程航运，可以说，那个时代的资料库都集中在西方。

据估计，在近代早期的所有移民中，85%是欧洲人；然而，这一数字忽略了被迫迁徙的移民，包括大规模进入东南亚的中国（主要是福建）工人和旅居者、进入满洲和中亚的中国农民、从缅甸散布到婆罗洲的日本流亡者和经济移民、因白人征服而被驱逐和逃亡的印第安人，以及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由于战争或统治者的迫害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

最重要的是，为了满足殖民劳工的需要，规模空前的奴隶制改变了近代早期世界的人口分布。

一位前往非洲西海岸并冒险越过博哈多尔角（CapeBojador）的葡萄牙探险家估计，在1434年至1448年，他的同胞从非洲转移了大约927万人到葡萄牙作为奴隶出售——这是运动的第一阶段。

到19世纪末贸易结束时，约2000万人离开了非洲，许多人丧生于大西洋航道恶劣的条件下。

西非人奥劳达·埃基亚诺（OlaudahEquiano）于1789年出版的自传以详细描述了这些跨大西洋航行中遭受的苦难而闻名。

但是，就像被压迫的原住民在被征服的创痛中维持着他们的传统文明一样，奴隶们并没有放弃争取自己生活的主动权。

他们在种植园发展了自己设计的新生活方式，包括在主人的阴影下建立新的自治机构、新的宗教（这些宗教常常将基督教的片段与对非洲神灵的回忆结合在一起）、由乐器即兴演奏的新音乐，以及新的语言（通常改编自欧洲奴隶主的语言，以在不同来源的奴隶间提供一种交流手段）。

逃亡者建立了黑人逃奴王国，有时与土著社区结盟，世代保卫着为白人治下的帝国或邻近帝国所包围的独立飞地。

近代早期欧洲对印度港口的影响，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和土著居民间建立的个人社会关系中。

他们的生活史表明，“东方”

和“西方”

确实和解了。

他们像平等的商人一样交往，也通过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的家庭关系交往。

在印度的港口，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的不断增加和不同群体个体之间的通婚导致了新群体的产生，比如印葡人、印荷人以及英印人。

葡萄牙人与印度妇女自由通婚，不管她们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

由于少有欧洲妇女历经漫长、严酷和危险的海上航行前往亚洲，异族通婚成为必然。

葡萄牙语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通用语。

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从中东向东扩展到南亚和东南亚，它被与其诞生地截然不同的文化接受。

从阿拉伯到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一个多元化的全球共同体应运而生。

除了宗教信仰，文学也把共同体凝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