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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由情感与经验连接 近代早期世界的君主商人雇佣兵与移民（第12页）

在16世纪到20世纪，《千问之书》（BookofOhousaions）从阿拉伯语翻译并改编成爪哇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它采用了先知穆罕默德和7世纪阿拉伯的犹太领袖阿卜杜拉·伊本-乌·萨拉姆（AbdullahIbn-uSalam）之间的问答式自述，描绘了后者从怀疑到确信，并最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过程。

这本书跨越了语言、距离和文化的鸿沟，将穆斯林联系在一起。

这一伊斯兰文本的翻译、阅读和流通的历史表明了它的各种文学形式，以及文学翻译和宗教皈依的过程是如何在历史上相互联系的。

文字成为连接的媒介——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

近年来，传播或散布政治、知识和文化思想的代理人或掮客的近代早期特征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恩庇侍从关系的背景下。

这种重新配置和扩大世界的描述，滋生出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公共领域。

但对女性而言，殖民是开放的。

在西方，女性的地位发生了转变。

15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Padua），解剖学家加布里瓦·法罗皮奥（GabrieleFallopio）对女性尸体做了解剖研究，从生理方面发现其身体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运作。

女性并不像早先的医学理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自然界繁衍后代的试验品。

在欧洲出现的女性统治者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

有些人，如刚强的法国摄政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ede'Medici，1519—1589年），利用政治艺术操纵男人；而另一些人，如轻浮的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1542—1587年[13]），在其生活中重演了《圣经》中夏娃的警示故事：屈服于情人或宠儿。

对与玛丽几乎同时代的苏格兰新教牧师约翰·诺克斯（JohnKnox）来说，掌权的女性是“畸形的”

。

大多数女性统治者都因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1558—1603年在位）所说的“王者之心”

而赢得赞誉，换句话说，男性称赞女性像男性一样统治。

欧洲以外也有类似的情况。

17世纪40年代，位于扎伊尔河谷的恩东戈（Ndongo）王国的女王恩津加（Nzinga）宣布她将“成为男人”

。

同样，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通过巧妙地处理性别观念来统治苏门答腊的亚齐（Aceh）。

▲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印度许多传统工业的消亡。

在欧洲之外，似乎只有美国和后来的日本能够与之竞争。

约翰·彭尼曼（JohnPenniman）在一幅油画中自豪地描绘了1841年纽约新奇的钢铁工厂，这幅当代手绘平板作品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近代早期世界最令人敬畏的女强人之一——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eⅡ），她性格专横，风格强硬；但只要她愿意，她也可以看起来古怪、妖艳或尚武。

此画由叶卡捷琳娜在1757年招募的丹麦宫廷画家维吉里乌斯·埃里克森（VigiliusEriksen）创作。

在欧洲的普通家庭中，不同基督教形式之间的斗争赋予了妇女在传统领域新的重要性——作为家庭日常事务的监护人。

母亲是家庭中的传福音者，将简单的宗教信仰和虔诚的实践代代相传。

她们的选择在一些地方确保了天主教的生存，在另一些地方确保了新教的快速发展。

神职人员为了自己的权力，执行严格的婚姻纪律。

其副作用是保护女性免受男性“捕食者”

的侵害，并在她们的丈夫去世时保护其财产。

在17世纪晚期的马萨诸塞州，清教传教士科顿·马瑟认为妇女在道德上是优越的，因为她们经常面临分娩时死亡的风险。

然而，女权主义者今天所称的女性“选择”

并没有相应地增加。

在工业化之前，没有足够规模的新的经济机会。

寡居仍然是那些想要自由和影响力的女性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