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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由情感与经验连接 近代早期世界的君主商人雇佣兵与移民（第13页）

这种情况最显著的特征是，许多丈夫活得够长，这可能诱使妻子谋杀他们。

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丈夫犯下的家庭谋杀案比妻子更多。

而女性，尽管她们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仍然经常是受害者——被丈夫殴打，遭忏悔者责骂，受社会规则压制，为法庭所欺。

个人主义起了作用。

如果男人天生平等，那么女人呢？孟德斯鸠认为没有理由排斥她们。

我们现在称之为女权主义的观念（即女性集体组成了一个社会阶级，在历史上受到压迫，应得到解放）出现在1792年的两部作品中，即玛丽-奥兰普·德古热（Marie-OlympedeGouges）的《女权和女公民权宣言》（DehtsofWomanandoftheFemale）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的《女权辩护》（AVindihtsofWoman）。

两位作家都不得不努力谋生，过着非同寻常的情爱生活，可最终都悲惨离世：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97年38岁时死于分娩，德古热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因捍卫法国国王和王后而被送上断头台。

“女性可以登上断头台，”

她说，“她们也能够登上政治舞台。”

两位作家都驳斥了此前以赞扬女性的家庭美德和母性美德为标准的女性准则。

相反，她们承认了女性的恶习，并将之归咎于男性的压迫。

驯养“野性”

儿童（自食其力的孤儿或由狼抚养的弃儿）的努力成为18世纪的一种风潮。

与此同时，在南非、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欧洲人强行带走土著居民的孩子，以“保护他们免遭野蛮侵害”

，并向他们提供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基础教育。

人们认为土著儿童具有韧性和可塑性，因此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教化”

。

土著儿童在教会幼儿学校的经历表明，教育对殖民主义至关重要。

“教化”

是惩戒“其他”

儿童和维护殖民社会权力体系的一种手段。

殖民教育制度化是“教化”

土著儿童和改变他们的“异教徒”

“土著”

生活的关键。

它有三重目的：一是让人们接受殖民者的基本语言教育，以便在较低层次的殖民官僚机构中工作，使基督教全球化；二是培养本土传教士，他们或许有更好的条件使大众皈依基督教；三是一些性别项目，重点是传教士妻子、女教师、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妻子和其他人的参与，旨在从孩童时代就形成统一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认同。

但重塑孩子并不一定会导致他们对当地人的疏远。

被称为“女酋长”

的伟大女战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她于19世纪初出生在中美洲平原的格罗·旺特（GrosVentre）部族。

10岁时，克劳（Crow）部族俘虏了她，并按照部族习俗收养了她；她的养父鼓励她使用弓箭、开枪、骑马和步行狩猎。

她成长为一名高大强壮的射手和熟练的水牛杀手。

她作为战士和掠夺者的才华为她带来了财富、名声、声望和权力。

她受到部落长老的尊敬，是代表克劳人的酋长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1851年，《拉勒米堡条约》（TreatyofFortLaramie）促成了克劳和格罗·旺特之间的和平。

也许是想见见她已经四十年没有联系的亲戚，女酋长开始拜访她的族人，并想巩固他们与其养父母部族间脆弱的和平。

遗憾的是，她在途中被一群听说过其勇猛事迹，认为她是危险敌人的格罗·旺特族勇士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