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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现代世界及其恶魔 意识形态及其之后的艺术文学与思想1815年至2008年（第8页）

在真正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之前，后现代就已进入了这个世界。

大众社会、科技、国家权力和无神论形成了一个复杂而脆弱的体系，并不断受到挑战。

此外，这种效果似乎也无益于创造力。

当伊斯兰国（DAESH，即ISIS）恐怖分子摧毁中东的纪念碑和所有历史名城——包括公认的西方文明发源地（即伊拉克）——对世俗化的反应和对盲目信仰的回归并未带来任何艺术作品，也没有带来任何可靠的令人信服的智力或文化成果。

被认为是“他者”

对西方的大规模反应，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对传统、体制和主流的拒斥，那些反对大众偶像崇拜和国家权力的人助长了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

这座晚期现代化的大殿可能有坚固的支柱，但渗透者已渗入其中。

主义时代

大众的出现、中央集权的巩固、世俗化和技术革命的结合，给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学提供了新的条件。

通过调动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这种结合创造了新的实体：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上，艺术、文学和知识产品变为商品；品味和时尚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近来，忽视品质的后现代主义导致了不同风格、意识形态、叙事、艺术产品和价值观的均等化。

事实证明，“大众”

概念具有欺骗性；决定精神和艺术生活过程的不是无产阶级。

至少在1945年之前，资产阶级通过推崇中央集权国家而成为仲裁者，利用技术、支持科学，并坚持（通常是带反抗性质的）新的由政府培育出来的无神论风尚。

政府急于以完全胜利结束与教会的冲突，资产阶级因其服务而获益颇丰。

典型的情况是，即使本土文化挑战这些资产阶级价值观，它们也根植于大的后殖民国家。

例如在印度，有2亿市民按照英国中产阶级留下的标准生活，米拉·奈尔（MiraNair）执导的宝莱坞电影《季风婚宴》（MonsoonWedding，2000年）就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现象。

尼日利亚的电影工业，即“诺莱坞”

（Nollywood），同样在后殖民、后英国的背景下运作并迅速发展，对好莱坞和宝莱坞发起挑战。

从足球到电影，从音乐到快餐，后殖民社会通常内化和强化西方文化。

然而，这一西方发起的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抵制。

在欧洲，当资产阶级以牺牲旧贵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时，抵制就已经开始。

在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反抗形式之一就是否定启蒙运动，它是关于大众、国家、世俗主义和科学的主流思想的来源。

反资本主义者谴责使用和滥用理性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将其作为冷血的剥削工具。

19世纪的西方教育体系是另一目标，尽管各国乐于将娱乐活动留给私人演员，但他们牢牢掌控着学校，他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识字率，推行了义务教育，建立了文艺准则，把农民和无产阶级变成公民、士兵和伪资产阶级。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文化适应策略。

我认为，“经典”

（）的创造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对一般文化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

在我看来，作为国家资助的知识分子作品，经典排斥了世界文学、艺术和思想的真正主角，促成了一个没有创造力的学习过程。

我相信，为了进入经典文学的榜单，当代知识分子经常改变自己的个性，也不保持艺术的完整性，甚至在销量大增之前就获得了重大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具有示范性，它推崇合适的作家，同时排除了可能扰乱主流的人。

相反，反对者主张绝对独特的价值——一些不符合启蒙思想普遍范畴的东西。

与此同时，其他流行的或正在发展的思想倾向于分类，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

在我们的整个时期，“主义”

越来越势不可当地蓬勃发展。

在“自由主义世纪”

（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发展）被错误地命名之时，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意识形态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其中主要是浪漫主义。

人们需要重新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自然、精神、神、动物和植物生活在一个天然的、未被破坏的但却充满暴力的环境中，让-雅克·卢梭的作品体现了这一点，他用高贵的野蛮人来挑战现代文明。

卢梭的主题是对自然世界和自然法则的怀旧。

从文学上的格林兄弟（Brrimm）到瑞士作曲家约阿希姆·拉夫（JoachimRaff）及其创作于1869年的《林中交响曲》（ImWalde），浪漫主义使无拘无束、不可驯服的自然观念得以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