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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次优主义的生活对话（第4页）

也许生存压力越大，人性才展示得越**和越深刻，就越有认识价值。

连集中营里都有宝贵的文学资源，为什么一个相对贫困的农村就可以被作家们轻率地删掉？

芳菲：你认识了些什么呢？而这些认识能给你带来安宁吗？——这也涉及到我想说的第三个局，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的文人式田园理想。

你怎么认识陶渊明？他的理想你认为有什么积极性和消极性？

韩少功：陶渊明为官场不容，只好到农村待一待，但这种挫折也许成就了他。

梁漱溟不是这样的。

他更有担当，是主动关切多数人的命运。

单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梁漱溟更可贵，更应成为我们的楷模。

可以说，梁漱溟肯定是不安宁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么多难题。

但梁漱溟肯定又是安宁的，因为他从书斋到了现实，从上层到了底层，摆脱了以前那种蒙住眼睛的自以为是。

自我欺骗也会带来安宁，只是这种安宁不足取。

芳菲：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我提这个问题不是想谈对他这个个人怎么看，而是我觉得陶渊明方式已逐渐成为了一种对文明方式的选择。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在一种文明是不是可能的前提下——我才想请你谈谈对他的态度。

欣赏陶渊明是不是太不可能？是不是会做作？是不是太奢侈？是不是太贵族？

韩少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乡村耕读生活在眼下当然没有普遍意义。

当一个现代陶渊明代价很昂贵呵，起码你不能是个上班族。

考虑到农村医疗条件差，你还得身体健康。

所以现代的仿陶渊明大多出现在旅游度假村，周围布景是古代，人生剧情却是现代。

这是复制某种文明总会出现的扑空，就像人们模仿牛仔，模仿果农，模仿红军长征，只是偶然客串，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

这是文明体系转换的结果，也是城乡资源配置悬殊的强制结果。

但陶渊明是不是毫无意义了呢？不，文明演变方式通常不是切换，而是重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

构成“陶渊明”

这一符号中的某些精神元素，比如亲近自然和独立超脱等等，不会随着农耕文明而结束。

连欧美人也都这样，一窝蜂往城里搬，又一窝蜂往城外搬，不也是洋版本的“归去来”

？我见到一些农村的退休老人，不愿随子女进城，在乡下做做农活，养养鸡鸭，外加吟诗作对。

你很难说他们身上没有陶渊明的影子。

芳菲：《山南水北》的出版者宣传册页上写着一句话——“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倒过来写可能更合适：“他把认识中国的问题内化为认识自我的问题”

。

韩少功：我观察社会，但没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野心，也从不认为文学有改造世界的魔力。

我们有两千多年优秀的文学了，但世道人心好了多少？二十世纪的战亡人数不是比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还多？腐败与犯罪难道不是层出不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不必关切社会，不意味文学是一场文学才子们的自恋游戏。

也许这里有一个悖论：文学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关切世界的文学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

古人说，文学为天地立心。

这颗心肯定不是成天照镜子照出来的。

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他们的孤绝也不是来自娘胎，是在社会中磨砺的结果吧？所以我对有些同行蔑视社会，总觉得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