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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的故事（第1页）

萤火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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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

“文革”

后全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个满分（当时文理两科采用同一种数学试卷）—闲得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

就像一些朋友那样，一直怀抱工程师或发明家之梦，甚至曾为中国的卫星上天懊丧不已—这样的好事，怎么就让别人抢在先？

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是因为自己在“文革”

中被抛入乡村，眼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识一无所用。

这种情况下，文学是命运对我的抚慰，也是留给我意外的谋生手段—至少能在县文化馆培训班里混个三进两出，吃几顿油水稍多的饭。

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挠头抓腮，好容易才在一位同学那里明白“论点”

与“论据”

是怎么回事，在一位乡村教师那里明白词组的“偏正”

关系如何不同于“联合”

关系。

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那些“黑书”

，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啊文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防。

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良。

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松弛、更活泼、更圆熟。

问题是当时很少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的文坛。

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

……那时节文学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

一个孩子只要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

同情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

宋代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

，其实文学在那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学之外—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个小卒胜过车马炮。

解冻和复苏的“新时期文学”

，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时隔多年后的重续，也是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在东土的延时补课，慢了一两拍而已。

双方情况并不太一样：欧洲人的主要针对点是神权加贵族，中国人的主要针对点是官权加宗法；欧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补损工具，中国人却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会转型的大震**和大痛感似曾相识，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学、要民富国强的心态大面积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师们那里几乎每个标点符号，都很对中国学子的胃口。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

—从欧洲17世纪到中国20世纪（史称“启蒙时代”

），人们以“现代化”

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范式”

（科学史家T.S.Kuhn语），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