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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2（第11页）

了！

据史记载：就在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时候，“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

也或许是他们感到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

那句老话了吧，这四个先后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窗也有了所谓雅兴，包了一间茶亭，一边品茗一边交谈。

由于博古、陈昌浩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都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故有必要先分笔作些简介：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无锡，1907年出生在浙江杭州。

早年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后又受著名共产党人浑代英的影响，毅然加入国民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不久，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仙逝，他又积极参加五册爱国运动，并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奉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王明、陈昌浩、沈泽民、张闻天等人是同学，由于他们在反“江浙同学会”

等问题上观点较为一致，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又有着同一的认识，故都得到了米夫的青睐。

他于1930年5月回国，由于与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反对李立三，一起受到党纪处分，并要他与王明等人一块去中央苏区工作。

对此，他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

王明这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他大谈了一番他与博古致中央信的内容之后，又颇有些得意地呷了一口香茗，说道：“我真想亲眼见一见，中央的领导，尤其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二人，他们收到我们这封信后的表情！”

陈昌浩始出茅庐，还没有修炼到遇大事可淡然处之的火候，依然带着所谓的学生腔，很是激动地说道：“我希望他们大发雷霆！

唯有大发雷霆，才可以激化矛盾；唯有激化矛盾，才可以把他们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是的。”

博古深表赞成地说，“唯有让更多的同志认识他们错误的实质，方显出我们这些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同志的本色；唯有让党内更多同志认识、了解我们是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中国未来革命的命运！”

“据泽民同志说，今天，也就是可纪念的11月16日，他才把译成中文的来信交给中共中央，我想嘛，”

王明有意停了一下，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前几天，我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了一信，表明我们是觉醒者；在他们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的今天，我再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一信”

“给奉命回国处理立三问题的两个大人物以当头棒喝：该清醒清醒了！”

陈昌浩在一旁下了结论。

王明得意地笑了，遂又学着江南名士的风度呷了一小口香茗，近似自言自语道：“这样一来，我的顶头上司罗迈，还能强迫我等去中央苏区吗？”

“我看啊，”

博古接过话茬：“这个前执行秋白路线，后执行立三路线的罗迈，他倒是应该考虑考虑换个地方了。”

王明于无意之中向外一看，只见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神情沮丧地走来，先用手示意静声，说道：“这不是我们当年留苏的同学王掘夫吗？”

“是他。”

博古补充道，“不过嘛，他回国之后，改名叫唐虞了。”

这时，王掘夫已经失神落魄地走到了跟前，王明等相继站起，热情地说：“掘夫，请进来坐吧！”

“老同学，闲来无事聚一聚。”

博古逢场作戏地回答。

陈昌浩刚刚回到上海，不知深浅，贸然地问道：“你怎么没和你的女友——我们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丽莎一块来啊？”

王掘夫听后怅然地叹了一口气，旋即又无限伤情地说：“她于前几天突然失踪了……”

在那个年月，所谓突然失踪，就是被敌人逮捕的代名词。

王明毕竟老道些，乐观地说道：“没关系，我的庆树不也失踪了几个月吗？想了点办法，再有几天就又回来了。”

博古一听喜上眉梢，请王掘夫落座之后，又语意双关地说：“等庆树出来之后，为了喜上加喜，我们就帮着你们把喜事办了，怎么样？”

“这嘛……得听庆树的。”

王明底气不足地笑着说。

“这得听大家的，这叫双喜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