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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哲学命题的提出与辩论（第14页）

。

王充是对魏晋清谈家有大影响的人[167]，正始间讨论才性问题很可能即以他的定义为起点。

但观点不同的人很可能对才与性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可惜原始材料佚缺，无法细论了。

至于“四本论”

各自的精义如何，我们所能做的也仅止于推测。

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认为当时对才性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与其政治背景有密切联系，主张才性离、异者为曹氏党羽，而主张才性合、同者为司马氏党羽。

此说诚不可易，然亦有不足，即未能对才性论的学术渊源提出分析，因而不能解释为什么才性之辨在魏晋之争结束之后二百多年还能一直引起清谈家们的兴趣。

《世说新语·文学》三四条云：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

，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又《文学》五一条：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168]：“可试一交言。

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

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又《文学》六〇条：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

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又《晋书·阮裕传》：

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

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

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

[169]

以上资料足以证明东晋时还有不少清谈家从事《四本论》的研究与讨论。

甚至到南朝也还是如此，《南史·隐逸·顾欢传》：

会稽孔珪尝登岭寻欢，共谈“四本”

。

欢曰：“兰石危而密，宣国安而疏，士季似而非，公深谬而是。

总而言之，其失则同；曲而辩之，其涂则异。

何者？同昧其本而竞谈其末，犹末识辰纬而意断南北。

群迷暗争，失得无准，情长则申，意短则屈。

所以四本并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岂容有二？四本无正，失中故也。”

于是著《三名论》以正之。

[170]

总之，正始以后直至南朝，“四本论”

成了清谈家中无人不晓的大题目，正如王僧虔说的，是“言家口实”

[171]。

但是要精通却也很难，连殷仲堪都叹不解，那么真懂的人大概也就不多了。

1987年出版的王葆玹《正始玄学》一书第九章第二节“才性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