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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字军运动与历史学家（第3页）

最早的迹象源自对东部拉丁的研究热情，主要由法国历史学家让·理查德（JeanRichard）与以色列学者约书亚·普拉维（JoshuaPrawer）重新燃起。

理查德与普拉维两人在学术研究的体制内部开展创新工作，扩展了环绕在研究主题外围的大量知识，注重原始历史资料，尤其是法律宪章与条文，并且能够对史料进行独到的分析，脱离了前人相对乏味的研究工作，使该领域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但目前更令人激动的成就其实来自他们研究工作的其他方面。

所有研究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学者都面临一个难题，即《耶路撒冷法典》（AssisesdeJerusalem），它对于殖民地而言至关重要，又与现存的史料关系密切。

这是一部写于13世纪的法学论文合集，描述了一种受“绝对”

封建制度管理的国家状态（假设这种“绝对”

状态存在的话），这一制度在1100年左右形成并逐渐固化，延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为莫里斯·格兰克洛德（Mauridclaude）的法国学者仔细查看了《耶路撒冷法典》，从中摘录出与法律有关的段落，他认为这些内容可以追溯到12世纪。

他的结论在当时几乎完全被人忽略，然而正是由于他所披露的这些证据，理查德与普拉维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改写耶路撒冷的历史。

毋庸置疑，这部13世纪的法律典籍所展现的僵化的封建国家与12世纪的现实并不相符，而且也没有在13世纪的现实世界中发生。

因此《耶路撒冷法典》慢慢失去了权威性，而更像是充满才智但又极具政治倾向性的宣传材料。

它也许是由宪法之战的铁杆拥护者编写的，那场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战争距离这本法典的编写相隔不过几十年。

耶路撒冷王国由此开始显得越来越“正常”

，虽然带有鲜明的本国特征，但与其他地区的政体及宪法的发展规律别无二致。

这种从宪法角度研究耶路撒冷历史的方法由理查德与普拉维引入，并在学界风行了将近20年。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方法开始让位于另一种看待东部拉丁政治的理路，其先驱者便是汉斯·迈尔（HansMayer）。

一方面，这是一种对之前观念的抗拒，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世纪英格兰研究领域内发生的方法转向。

它脱离了“宪法”

研究方法中鸟瞰式的切入角度，而是从基层民众与贵族权力的实际运作入手，与制度研究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这一新的研究路径似乎与当时许多历史研究的学术氛围步调一致，即不再痴迷于大国中心论这一旧有观念，而对社会边缘重燃兴趣。

例如关注王室力量是如何在一个分裂的封建结构内部以多种细碎但稳定有效的方式运作的，这已成为近年来研究工作的一个显著趋势。

与此同时，关于十字军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已展开。

学者们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源自其他学科的发展。

战时精神病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重大进展，精神压力对个人与群体的影响等方面的知识已经开始向整个社会传播。

“英勇无畏”

和“野蛮残暴”

这种本来对立的词，现在越来越难以界定战争中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出发回看十字军东征就会变得更加有趣。

此外，还有一些理论主要建立在对战争正义与否的集中考量之上。

纽伦堡审判的前提假设是犯罪行为的反人类属性，这次审判是向自然法的回归。

服从命令是否能为罪行开脱，这一争论也重新审视了合法政权曾发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正义之战。

核威慑理论，伴随着人们对其惩罚相称性的关注开始兴起，将另一个战争正义性的标准，即正当的战争目的推向前台。

虽然人类智慧的发展越发有助于我们对十字军运动产生情感共鸣，有那么多男男女女卷入这场运动中来，然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依然停留在这样的说法：这些人加入远征前有欠考虑，或是仅仅为了物质利益。

后者的观点曾得到大力支持，认为远征运动的发起是以经济存续为目的的家族策略（familystrategy），这个理由虽然精明，但几乎没多少现实依据。

朗西曼仍然可以用道德愤慨的高调为他的《十字军史》做结。

远征运动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但是缺少智慧的信仰是危险的……我们的文明在东西方长期的互动与融合中产生，在这一过程中，远征史成为其中悲剧性的一段，充满了毁灭性……其中勇气太多，幽默太少；奉献太多，理解太少。

残暴与贪婪诋毁了崇高理想的名声，盲目与狭隘自大重伤了进取心与毅力的威望。

“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