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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字军运动与历史学家（第4页）

本身不过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漫长且偏狭的战争，是对圣灵犯下的罪过。

事实上，认为那些虔诚的民众有着和十字军战士一样癫狂的意识形态，这是失之偏颇的。

人们更容易相信他们也许过于单纯以至于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者他们受到了土地与战利品的**（无论他们之前是否有过类似表达）从而被动员参军，即便后者很难经受得住现实的质询。

所有人都会承认，中世纪的战争开销巨大；同时，大量的史料显示，参与远征的战士及其家庭在财务方面做出了很大牺牲。

换句话说，由于历史学家们憎恨意识形态的暴力性，又不能理解那些本该令人信服的诉求，这使他们曾一度无视事实与证据。

他们，也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基督教理论中的积极暴力在理智层面的得体性。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南美的解放神学运动（Liberation）中，这一理念得到了复兴。

其中部分武装派组织为暴力的使用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甚至成了一种慈善行动，与耶稣对人类的善意相通，同时从道德角度来看又势在必行。

十字军史学家突然发现有这样一群同代人，他们情感真挚，信仰虔诚，秉持着与中世纪护教者类似的意识形态立场。

至于在讨论参军的物质动员时，无论是泛泛而谈，还是声称证据不足，只需睁大双眼仔细观察，就能看出这些论述的最根本不足。

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一辈开始突出重围，但几乎没有哪个学者会认真看待他们。

许多十字军战士，可能是其中的大部分人，是以其他方式受到动员的，其中就包括理想主义。

接受这一观点迫使历史学家重新面对和理解远征的概念。

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兴趣最早源自学者在贫民动员方面的研究，贫民在前期的远征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有时会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群众暴动中联合起来。

显然，对平民十字军的兴趣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群众运动热情相契合，但由于有关他们的记录少之又少，其热度便慢慢降温了。

因此，大量的工作开始集中在寻找证据：涉及知识分子、圣典学者与神学家的总结，贵族与骑士阶级内部庞杂的想法与偏见，以及教皇和教士——他们协调前面双方的势力——的讨论。

知识逐渐增加，理解慢慢积累，随之而来会产生更多有待回答的问题，这是脑力劳动的本质。

在十字军史研究领域有一个主要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眠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再次浮现，即十字军运动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得不承认，十字军运动本身并不容易界定。

它延续了很长时间，人们的观点与政府的方针政策不断改变。

例如，发展十字军联盟的目的曾经是让远征运动适应民族国家的兴起。

远征运动牵涉西欧各个地区的平民百姓，他们出自各类阶层，而见地又相差巨大。

然而远征运动却能同时感染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因此，我们能够看到最富理性与最原始粗暴的想法同时存在，它们有的来自神学的道德顶峰，有的出于反犹仇恨的幽谷。

在这条光谱上，两端的认知彼此碰撞。

由于远征运动属于自愿行动，教皇与神父必须将他们的神学理念以大众化的方式向外传播，况且通俗观念与教会官方布道的结合也并不罕见。

例如，从技术上讲，远征运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活动——基督徒是不允许为宗教皈依而参与战争的，但在草根阶层，人们却认为基督教是强有力的。

传教的成分一次次蔓延到远征思想与宣传鼓吹之中。

一次远征实则是一场“圣战”

，由教皇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向众人发起，十字军战士中的大部分人随后进行专门的宣誓，以换取世俗和精神上的双重特权，尤其是对罪恶的赦免。

这些对远征的认识，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基本一致。

但是在“圣地”

以外的其他地方，十字军运动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正如我们所见，虽说征服运动由教皇借耶稣基督的名义发起，由发过誓言的十字军引导，同时他们还享有特权，但活动的矛头并非仅指向东方，也发生在欧洲，不单单对抗穆斯林，也与其他异教徒、叛教者、异端势不两立，甚至还包括针对教皇的反对派。

难道这些都算作传统语境中的“东征”

吗？或者说，是否应该将其他战区与东方战场分开看待？虽然许多历史学家不加解释便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但这个争论本身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方面，多元主义者（持宏观视角看待远征运动的学者）会将大量史料纳入考察范围，而传统主义者（以狭隘视角研究远征运动的学者）却不愿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材料上；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相信教皇们正是通过某种策略来同时应对不同的战场，那么远征政策就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性质。

所有人都会认同，向东方远征是最高荣誉，这等于为其他远征活动提供了一把衡量价值的标尺，而即使教皇对不同的战场侧重不同，至少它们在性质上类似。

还有另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远征发生时，那些当代人又是怎么想的？也许，这一提问是深入问题核心的唯一方法，所有讨论都集中到这一点上。